【從“海外雄飛”心態到“脫亞入歐”心態】
19世紀初，日本受到西方列強衝擊，幕府末期一些思想家既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又鼓吹對外擴張。如佐藤信淵在1823年寫成《宇內混同秘策》，宣稱“皇國為天地間最初形成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全世界悉應為其郡縣，萬國之君主皆應為其臣僕”。他傲慢地斷言日本：“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幕末著名維新志士吉田鬆陰在提倡尊王攘夷、倒幕維新的同時也鼓吹對外擴張的“海外雄飛論”。他提出失之英俄者，應以朝鮮和滿洲的土地求得補償。吉田鬆陰在一封信中建議要“收琉球，取朝鮮，摧滿洲，壓支那（中國），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妄想實現豐臣秀吉未竟之業。這種“海外雄飛論”成為近代日本侵華政策的思想源流。
日本侵華政策另一理論基礎是日本明治維新後，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入歐論”，日幣一萬元上的頭像就是他。他在大力提倡向西方學習、推進文明開化的啟蒙思想的同時，又鼓吹“脫亞入歐”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1885年他在《脫亞論》一文中寫道：中國和朝鮮不出幾年就會亡國，其國土將被列強瓜分，我們不必可憐這些“惡鄰”，不如“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即與歐美列強聯手宰割中國和朝鮮等亞洲鄰國，使日本進入世界強國之列。這種主張與日本傳統武士道服從強者、蔑視弱者、崇拜強權、弱肉強食的心理一拍即合。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在影響日本明治政府對外政策導向和造成日本人崇拜歐美、輕視與歧視中國之心態方面，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
實際上，明治初年日本對中國尚有畏懼之心，但經過1874年侵台事件，1879年吞並琉球等試探，已摸到清政府妥協軟弱之底細，滋長了輕華、侵華之野心。中國北洋艦隊訪日時，定遠、鎮遠等巨型鐵甲艦曾嚇日本一跳，刺激日本朝野勒緊褲帶發展海軍，幾年後海軍實力已趕上中國。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小川又次局長已暗地裡制訂了《清國征討策》，主張日本宜乘中國“兵力尚弱，折其四肢，傷其身，使其不得動彈”。
並建議“將中國分裂為數國，始得確保日本之獨立”。果然，在1894年日本終於發動了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是中日關係史上的一個拐點，從此中日完全處於不平等地位。日本以戰勝者、征服者自居，蔑視中國。馬關談判時，李鴻章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卻步步進逼，以至李鴻章說“台灣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著急？”伊藤博文凶相畢露答道：“尚未下咽，饑甚。”《馬關條約》還使日本成了亞洲暴發戶，依仗從中國掠奪的巨額賠款，日本擴軍備戰，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實行金本位貨幣制度，實現向帝國主義過渡。不久又發動日俄戰爭，打敗俄國，奪取了東亞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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