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只要一點點就夠了嗎？
張歡出電影院時聽到一位姑娘憤憤不平地說：“太假了，那個冉阿讓都當市長了，怎麼會怕一個小警察。”。於是他想起電影放映時沙威在法律公正的信仰大廈傾覆時無法接受，跳下高高的水閘，旁邊的觀眾小聲嘟囔著三字評價“神經病”。不管是因為文化隔閡還是歌劇的陌生感，觀眾們真不是要故意笑場，真是無法了解他們悲慘的源頭，或者為什麼要那麼悲慘，他們振振有辭地說：如果你要看悲劇，不如去看微博。電影的悲劇和現實的悲劇相比可以說全部都是喜劇。他們錯了嗎？《王的盛宴》中劉邦開始就呻吟著噩夢噩夢，於是陸川做了場真正的噩夢；《一九四二》一群胖子逐個餓死，於是馮導謀劃新片預算極大地縮水，中國市場的主導者是中國觀眾，這是一群神秘的觀眾，他們富有、冷漠，勢力巨大到好萊塢也要給他們幾分面子。的確，電影是應該由觀眾決定的，不管你是雨果還是湯姆.霍伯，對藝術頂禮膜拜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大師在中國成為一個含糊其辭的稱謂，時常帶有戲謔的成分。沒有人可以指責那些笑場的觀眾，上世紀三十年代米高梅公司的制片主任伊文.撒爾伯格說：電影沒有賦予觀眾品味、方式、觀點和道德；它只是反映觀眾已經擁有的……人們在電影中看到自己通常的想法和影子。如果這種反映太低或者高於他們自己的水準，他們就會拒絕……電影將嚴格地束縛在大部分觀眾的精神和道德水準上。
張歡在事後發微博指責那些笑場的觀眾，他的指責立刻得到了響應，很多人開始指責內地電影觀眾素質低下，國產電影很難有大的進步。另一些人立刻反唇相譏，他們說國產電影也有讓人流淚的，比如《泰囧》。的確，《泰囧》在爆笑之餘給了觀眾幾個淚點，觀眾們非常買賬地配合了。為《泰囧》流淚，為《悲慘世界》笑場，兩者結合後，電影用真善美為大眾服務的金科玉律成了悖論，這個悖論是中國觀眾造成的，再也無法用簡單的文化差異來搪塞了。
《第一財經周刊》2013年第三期文章《一個電影觀眾背後的消費社會》客觀詳實地分析了《泰囧》的觀眾代表馮程程，一個北京的未婚大齡女青年，電影成為她周末十幾個小時閑暇時間的配額之一，馮程程以團購形式看電影，因為她的月收入只有6000元，這個數字意味著她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花錢必須小心謹慎，《泰囧》讓她足足笑夠2小時。而最後徐錚放棄授權幫王寶強實現自我價值一幕也得到了觀眾的認可，隨後徐錚回歸家庭符合了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男人不管在外面怎樣，只要回家就證明他不壞。觀眾在看到這些情節時立刻產生了共鳴，一些情感豐富的開始鼻子發酸。這是件多麼小的事情啊，但是卻和自己有關係。這一點猶如白駒過隙的思考已經讓中國觀眾感到了滿足，補充了他們對於電影思想性的追求，就像最早的賀歲片《甲方乙方》，不管前面多鬧，多荒誕，最後葛優那句“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他”立刻讓觀眾肅然起敬，並把這句話傳播成為流行語。由此看來，這確實不是中國觀眾的問題，因為他們還沒有富足到去法國巴黎感受大教堂的震撼，他們也沒有閑暇去研究法國近代革命的悲壯和意義，很多人還沒有妥善地解決衣食住行和情感的茫然，以及漂泊在異鄉的無歸屬感。在中國現階段，只有貧窮是最可怕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貧窮是一種罪惡，而赤貧是罪中之罪。中國畏懼貧窮，忘卻貧窮，甚至希望報復貧窮，所以當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反思貧窮的陣痛時，和一個中國人有什麼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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