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來，公眾想象知識女性最主要的呈現方式，便是將其“妖魔化”。我們能從近年來關於女博士的各種段子中找到端倪，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末民初。那些打破傳統、剪發易服的女學生當年遭遇的譏諷與嘲笑，在當下仍然存在，甚至更具普遍性。男權社會對於擁有知識的女性發自本能地擔憂、疑懼和排斥，這種心態在這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而在所有“妖魔化”手段中，潑上一瓢“男女關係混亂”的污水，是最簡便和最行之有效的，這是性壓抑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必然會孳生的“惡之花”。民國初年積極爭取女性參政的女傑唐群英，因為威脅了男性在當時政治領域的壟斷地位，在其湖南老鄉平江不肖生的小說《留東外史》中，便被醜化為一個善於利用肉體謀取好處的女人。而沈從文小說《蕭蕭》中那些被圍觀的女學生，在鄉人眼中，也都是荒誕不經的怪物，“隨意同那男子睡覺，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財禮”，可以當作笑話被議論上很長時間。
儘管女性解放的步伐越來越快，男女交往的方式逐漸多元和開放，但女性在個人命運和情感選擇上，仍承受著比男性更為沉重的壓力和束縛。上世紀30年代，受左翼革命觀念的影響，文藝創作中出現了數量眾多的“時代新女性”——她們美麗而妖嬈，富於誘惑力，對革命和戀愛都投入了充沛的激情，在男性作家的筆下被處理成了女性解放的先鋒。但在面對真實的外在世界時，她們的獨立自由仍然只是虛假的幻象，男性投射在她們身上的目光依然交織著輕蔑、嘲弄與否定。
電影《蕭紅》中的那個“蕭紅”，迎合的恰恰是男權社會對於知識女性的典型想象。導演曾表示，希望能豐滿地展示這個民國才女的一生，但最終只表現了她在男性世界中反覆糾纏的情感和欲望。文學創作對於蕭紅的生命與靈魂的重要意義，在導演看來，似乎根本無法與三人大被同眠的“精彩”故事相提並論。那些外在的環境、文化與社會細節，內在的思想、感覺與情緒，在電影中都被淡化成了可有可無的背景。影片中的蕭紅只是情愛的俘虜和男性的附屬品，她作為知識女性的獨立意識、豐富多面的精神世界，完全沒有得到呈現。付出了生命代價的愛情被演繹成了時髦遊戲，苦難與掙扎成了消費品。即使編導的淺薄陋俗能被原諒，影片中堅硬、頑固的男權意識，還是無時無刻不在刺痛人心，令人難以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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