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遠遠沒有那麼簡單。作者在2007年採訪了傑克瓦倫蒂，美國電影協會的前主席，他是一個完全不按市場規則出牌的生意人。這位曾經的總統通信和外交事務顧問是白宮著名的筆杆子。他並不懂拍電影或者演電影，然而卻是左右美國電影業的顯赫人物之一，從1966年起就擔任這一職務。之所以這樣都歸因於他執掌的協會是美國重要的院外游說組織，專門為美國電影業的巨頭們贏得政府的種種優待以及化解種種危機。
美國電影協會由六大電影公司派三名代表組成董事會，而主席專門負責協調在美國國會的活動，並時刻留心公共監督制度，執行著在全世界範圍進行調查的戰略計劃。這個在法律定義上獨立的非營利組織與美國政治權力之間存在親密的關係。當美國電影協會在華盛頓的工作不夠得力時，傑克瓦倫蒂就會使出“殺手鐧”：洛杉磯大本營及其雄厚的財力。比如，他會邀請國會權威人士或總統顧問出席奧斯卡頒獎晚會，與頂尖明星共進晚餐等等。這些權力人士也慷慨地為電影業提供了種種超越公平競爭的支持。無論是在與工會的談判還是建設院線抑或稅收減免，電影業在美國國內可謂千般寵愛在一身。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美國國會和政府為了美國電影產品進入海外市場不遺餘力，向各國政府游說或施壓，令其對美國電影開放市場，他們還促成一系列違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海外併購，執行著“雙重標準，雙重行動”。如今，包括電影在內的娛樂業居美國出口的第二位。
美國電影協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准政府”機構，負責在美國和全世界用電影的形式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如果說美國電影協會與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沒有任何瓜葛的話，那麼就很難解釋美國電影何以在世界上具有如此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正是美國電影業的壟斷造就了美國在影像、夢想上的國際壟斷地位。
美國文化戰略重要的執行者迪斯尼公司為我們分析美國打贏文化戰爭提供了另一方面的啟示。作者採訪了迪斯尼創意娛樂公司總監安妮。她用“超越生活”這個詞很好地闡述了迪斯尼的創意，他們力圖構思出一些超越背景、年齡、國度的人物，而這些人物很快會在全世界流行起來，並領導時尚的潮流。“我們的目的就是淡化藝術和娛樂之間的界限。”他們成功塑造出了在不同國度和環境生活卻有著驚人一致想法和觀念的形象，這些形象更像是生活在世界任何角落卻永遠大受歡迎的美國式英雄。無論是功夫熊貓還是阿拉丁抑或非洲草原的獅子還是海底的熱帶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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