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回憶起一段往事：在斯德哥爾摩的宴會廳，他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獎牌時，國王身邊站著一個10歲的孩子，這個孩子就是給莫言頒獎的瑞典國王。
50年多的時間跨度，也正與中國歷史的轉折有著時間上的契合。“中華民族的近代史，是我和我父親那一輩人靈魂深處的痛楚。中國沒有發展起近代科學，諾貝爾獎成為大家的心結，這很自然。”楊振寧說，“你跟我走了不同的路，一個科學一個文學，但都走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台。50多年前，中國人走上這個領獎台時的心情，和美國人、英國人是不一樣的。莫言先生，你在領獎時是什麼心情？”
莫言答道：“沒得獎之前，每年九十月份就會接到很多電話，問我今年情況如何；一旦真得獎了，爭論鋪天蓋地，我成為被眾人研究的對象。領獎的時候感覺自己不是在領獎，不是被觀察者，而是在觀察。我看國王、王後，看他兩個漂亮的女兒，當然也看我的太太和女兒。”
不僅是領獎心情不同，楊振寧發現，中國人在做科學研究時有一定偏好，他將其概括為“民族性”。“中國人務實，德國人喜歡走極端。我並不是說誰好誰壞，只是發現這種顯著的差異——一個民族的物理學家，因為文化傳統有不自覺的傾向。”莫言回應道：“文學創作中也有這樣的現象，中國文化傳統強調文以載道。民族性可以理解為國民性，作家是國民的一分子，肯定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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