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1990年，中國的GDP只有日本的12%，到2010年超過日本，目前應該說是日本的兩倍。王新生指出，“但從綜合國力上講，這應該是一個雙強並立的時代。在東亞歷史中從來沒有兩強並立的局面，怎麼適應這個局面，對兩國政治家和兩國的普通國民來講，都需要時間和心理調適。”
另一方面，兩國都在進行艱難改革。王新生認為，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已20多年，一直在不停改革，作為一個被組織的社會、被組織的市場，日本特別適合“趕超型現代化”。
“正像我們經常能看到明治時代的電視連續劇一樣，大家很懷念那個時代，那是一個向上的時代，國家把人們組織起來並安排在恰當的位置上，發揮最大的潛能，這是日本社會的組織原理，適合‘趕超型現代化’，所以在明治年間日本成了世界強國。”他說，但這樣一種文化、社會結構不適合全球化，如果讓每個人以個人為單位去區別競爭，他會感到手足無措，也就是為什麼日本改革二十多年來仍然還在摸索的最大歷史背景。王新生指出，“日本的政治改革好像是新國家主義的，經濟改革大概也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也是非常矛盾的進程。”
“中國也一樣，改革開放30多年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今天中國模必須尋找新的方向。我們必須改變以出口導向為基本方式的發展模式，但改革非常困難。”王新生指出，艱難的改革會引起社會緊張情緒，這種情緒在特定的條件下會轉化成一種民族主義，而恰恰中日兩國是各自宣洩民族主義的最佳對象。因此，他認為，這是中日關係目前面臨的最大困境，其解決需要時間。
（來源：中國青年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