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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
中評社香港3月26日電/隨著李光耀去世,全世界的領導人和媒體都在評論其遺產。3月23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稱:“中方對李光耀先生辭世表示沉痛哀悼。”該聲明讚揚李“是具有獨特影響力的亞洲政治家,也是兼具東方價值觀和國際視野的戰略家”。
日本《外交學者》3月24日載文《李光耀:現代中國之父?》,文章說,對中國而言,其實這種讚揚或許低估了李的重要性。毛澤東逝世後,中國領導人在李領導的新加坡發現了他們認為特別適合亞洲價值觀的第三條途徑。這種將經濟改革與威權主義相結合的選擇,塑造了我們現在知道的中國。
李為中國留下的最大遺產,或許並非僅限於鄧的經濟改革,而是一種理念:改革和適應是永無止境的必要進程。正如李在2007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所言,新加坡奉行務實主義而非意識形態:“這法子有效嗎?如果看起來有效,那我們就試試。如果效果不錯,那我們就繼續。如果沒效果,那就扔掉它,再試別的東西。”這種務實立場與鄧小平著名的“黑貓白貓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儘管對務實改革充滿激情,但李和中國都恪守一條基線,即西方民主並不合乎“亞洲價值觀”。
鑒於李對中國的影響力,西方領導人向他請教如何與北京打交道也就不足為奇。李遠比大多數人更早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必將改變國際秩序。“假裝中國不過是另一個大的參與者是不可能的,”李早在1993年就曾表示,“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參與者。”多年來,北京一直相信李對中國的解釋。正如中國媒體所言,當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遭遇阻力時,李在為中國斡旋和傳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西方觀察家們來說,如今李的話語似乎頗具先見之明。例如,人們可能會問,若華盛頓在20年前就聽從李的建議,歷史或將發生什麼變化。隨著李的逝去,中國和西方都必須找出在沒有李的指引下,如何相互打交道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