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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民主邁出艱難而重大的一步 |
中評社╱題：政改闖關考驗香港民主品質 作者：田飛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助理教授、法學博士
聚焦特首普選的此輪香港政改是回歸以來香港民主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其成敗與否不僅事關香港自身的民主化發展，也事關始於中英談判期間的一國兩制及其法律載體基本法的治理實驗前景，更關乎中國整體化的國家建構與治理現代化進程。
民意在香港政治的存在方式
特區政府於4月22日公佈了各方關注的政改方案，正式邁出“政改五步曲”之第三步，香港政改走向立法會“闖關時刻”，香港普選面臨重大而微妙的歷史機遇。縱觀整體方案，在法律上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同時，按照“提名放寬，普選從簡”的設計原則展開，基本做到了在中央限制性框架下的“充分民主化”。政改問責團隊隨即落區開展宣傳造勢，香港社會民意亦呈現持續走強支持“袋住先”的趨勢，而中央政府近期亦頻頻表態支持合法落實特首普選，走出港式民主關鍵一步。
民意在香港政治中具有某種獨特的存在方式與意義。一方面，民意是唯一的超體制因素和力量，是民主政治的始源和基礎，因此博弈各方均不敢明確回避或否決民意。另一方面，博弈各方又巧妙利用現代民調技術和網絡媒體調查優勢頻繁塑造有利於自身立場的動態性民意結果。在6·22電子公投及佔中前期，民意曾較為強烈地支持反對派的政治訴求與行動，但在佔中運動訴求無望而香港自身之法治與經濟秩序日益受損的條件下又轉趨對運動保持距離甚至反對。正是民意的微妙轉向助推了最終清場的順利完成。後佔中時期的民意總體上反對“流動佔中”和更激烈的對抗行動，對中央限制性框架下的“袋住先”漸趨好感，而沒有緊隨反對派中的激進力量共進退。
因此，儘管博弈各方各取其有利的民意結果，但由於香港自身的媒體自由與民調市場的多元化，某一時期就焦點問題的民調結果出入並不顯著，因而此番民意反映出的“袋住先”固然是符合中央“循序漸進”推進香港政改的總意圖，但也首先是香港多數居民對政改闖關的一般性態度，反對派需嚴肅認真對待。香港居民和反對派精英有著價值與政治利益的交集，但並不完全認同後者的行動策略，對政改闖關與2017普選後再優化亦有著自身的理解與接受邏輯。中央和建制派正是注意到民意與反對派的立場間歇而逐步引導民意走向穩健理性的軌道。當然，香港主流民意的這一走向並非主要取決於中央與建制派的引導策略，而主要取決於香港居民牢固的法治觀念和理性務實的精神品格。當然，香港本質上是一個商業城市，而不是一個過度政治化的城市，是一個懂得妥協和自我保護而非一味堅持剛性原則不知變通的城市，這是近代香港形成的一個“大傳統”，政改週期中短暫的激進社運經驗不足以改變這一城市性格與傳統。
不過，精英間的政治衝突依然嚴重並可能對最終的政改闖關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央港雙方精英在特首普選議題上的戰略思維與取向有著很大出入。對於中央而言，自回歸以來的迭次治理危機甚至挫折（典型如2003年23條立法事件和2012年國民教育事件）推高了中央對香港管治權易手的深刻焦慮，從而使中央沿著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五部曲程式”解釋以來加強中央主導權的方向進行逐步嚴密的憲制性程式建構和實質性政治意志輸入，預期扭轉治港中的話語權和實質控制權的弱勢形態。對於香港反對派而言，對中央及其根植的政治體制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是殖民史觀、西方普世價值觀及西方干預策略多重作用的結果，其政治抗爭的主要目標在最強意義上一度包含了促進中國民主化的方面，但在最弱意義上則至少保障自身的“高度自治權”，實行“井水不犯河水”式的光榮孤立，這並不必然意味著港獨，但一定意味著拒絕大陸化和大陸體制的滲透控制。
香港的政治生態
中央面對的是回歸以來的迭次治理挫折、香港內部強大自足的法治與公民社會體系以及對西方高度開放的政治生態，深感國家大一統與安全的隱憂，而香港反對派面對的是中國國勢上升及其強烈的國家主義整合與控制趨勢，包括自身在政改議題上主導權與競爭機會的日益喪失。雙方是在一種高度缺乏最基本政治信任與合作經驗的條件下展開的、補償各自政治挫折感並提升各自政治安全感的對抗與博弈。歷時79條的雨傘運動（UmbrellaMovement）儘管沒有根本撼動作為特首普選限制性框架的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但卻取得了間接而積極的運動成果，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後佔中博弈階段反對派的原則立場，尤其是使得反對派傳統精英的任何立場轉換與妥協日益受制於經過廣場洗禮的內部少壯派精英及外部的激進組織與青年學生力量。這是香港政改在後佔中時期日益陷入僵局，“捆綁否決”之立場日益僵化卻難以改變的基本原因。
立場僵化包含了反對派對中央政治立場甚至操守的某種“不信任推定”，比如反對派議員、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就反復聲稱“袋住先就是袋一世”，體現出對2017之後普選再優化前景的深切憂慮。但是，以此種憂慮而加固“捆綁否決”的政治心理基礎並無助於香港政改僵局的打破，也無助於香港民主的實際進步。港大陳弘毅教授就認為這一提法不符常識。
深層的“不信任推定”一方面導致反對派不敢做出任何實質性妥協，不敢從“公民提名”的終極立場後退以便留出政治妥協的必要空間，另一方面也日益明顯地反映出訴求無望的無力感與抗爭路線轉型上的深刻迷茫。後佔中時期港大學生會退聯事件以及港獨組織化現象可視為香港社運轉型的某種試探性動作，但並不為主流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甚至在內部亦存在嚴重爭議。當然，轉型路徑有爭議，對中央的“不信任推定”卻是共享的，而這種不信任不僅是香港社運激進化的根本精神動因，也成為中央治港心理中挫折感和不安全感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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