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央8·31決定及佔中運動失敗而來的是香港反對派的一種深切的政治挫折感及由此而來的廣泛不合作、港獨組織化、反水貨客以及日益固化乃至於僵化的“否決政改”立場。反對派之不合作與抗爭的焦點並不在於剛剛公佈的政改方案，甚至不在於第二輪政改諮詢，而始終對準中央的8·31決定，認定該決定“連落三閘”，在該框架下設計的任何政改方案均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滿足其民主普選理想，因而便籠而統之地被歸入“假普選”之列。同時，反對派的推理邏輯還表現為：佔中運動失敗已失一局，如果再勉強“袋住先”，則回歸以來香港政治生態中反對派日益走強的政治話語權與主導性將被逆轉，建制派與中央將獲得更大的政治自信與力量來改造香港政局，“高度自治”將嚴重矮化。
沿襲這一思路，反對派拒絕了後佔中時期中央釋放出的和解信號，多次捆綁投票否決的立場。不過，這一集體捆綁行為在佔中運動前後尚可“同仇敵愾”，在特區政府正式公佈政改方案且民意日益支持“袋住先”的強大壓力下卻逐漸難以保持攻守同盟。根據近期的政治觀察，反對派議員中頗有溫和理性力量反轉立場的可能性。這一反轉固然有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策略性措施影響，但就內在政治理性而言亦可理解。在窮盡社會運動與議會內拉布之反對性資源而仍然無法改變政改框架時，捆綁否決可以作為短期內鞏固自身政治團結與接力施壓的政治武器，但卻不可能成為貫徹到底的一致立場，因為從反對派自身政治利益及香港民主化整體前途而言，一味否決並非上策。
我們看到，就在特區政府公佈政改方案的同時，《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媒體加緊了對民主黨的“批判性團結”，試圖鞏固捆綁否決的攻守同盟。這一頗為僵化的立場事實上並不符合反對派及香港民主的長遠利益。不過，反對派內的溫和理性力量亦需要足夠的理由、智慧和勇氣才能夠部分說服黨內成員並不惜政治代價做出立場反轉。香港政改第三步，最精彩之處不在於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既定工作，不在於反對派中激進派與少壯派的一意孤行，而在於決定政改方案“生死”的少數反對派議員。民主是多數決，但關鍵時刻的民主卻取決於少數人對民意和公共利益的超黨派認知與追求。
當然，這裏存在兩個層次的理性計算與說服。第一層次是中央和特區政府說服反對派整體或部分議員回歸基本法與人大決定框架，在“合法”軌道內贊成政改方案並“循序漸進”地繼續致力於香港民主的後續優化。這一層次的說服工作一直在進行且得到了香港主流民意和少數反對派議員的認同，從而構成香港政改闖關的一線生機。然而，僅僅具有第一層次的說服還不充分，還需要第二層次的說服，即反對派陣營內部的理性審議與反轉。
這需要溫和反對派借助持續走強的主流民意、佔中運動的間接成果以及香港民主利益的長期公式來進行智慧而艱難的說服。關於“袋住先”的香港主流民意，近期的政改民調可為憑據。在主流民意與黨派利益發生衝突時，溫和反對派有著較大的理由空間展開工作。當然，僅僅根據民意尚不足以充分說服激進派和少壯派。因為反對派整體的不合作來自於一種深切的政治挫折感，必須對這一挫折感加以可接受的解釋與安撫才能夠在政治情感意義上取得進展。同時，否決與否到底哪一種選擇更符合反對派及香港民主長遠利益，也是一個可以進行嚴格的內部理性計算與辯論的主題。
政改闖關對香港整體民主化的樞紐性意義
對佔中與反佔中運動，儘管中央高調認定是一場“反佔中”的勝利，但實際上作為一場嚴格的所謂“公民抗命”，該運動儘管沒有取得直接而重大的預期成果，卻為香港民主化及香港價值爭取到了一定的間接成果。這些成果包括但不限於：
第一，超常規政治動員完成系統公民教育，為後續社會運動儲備人才與經驗；第二，運動中與政府首輪對話獲取“繼續民主”（2017之後繼續優化）承諾；第三，法治價值的再確認與對內地的輸出，即佔中違法抗命在司法干預下退場，顯示香港法治的第一核心價值地位，客觀上向內地傳遞了“法治是個好東西”的經驗性事實，有助國家的整體法治轉型，從而為內地有序民主化奠定理性基礎；第四，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成為新課題，這一再教育過程不是單向灌輸，而是雙向互動，預期生成更堅實社會共識；第五，暴露“非忠誠反對派”、港獨取向與國際干預依賴症的病理特徵，有助於香港社會反思重建；第六，長遠影響香港政治生態與未來立法會選舉走向。佔中是殖民史觀與回歸史觀、國家主義基本法法理學與普通法自由主義基本法法理學、香港內部管治失衡與階層矛盾激化、央港經濟實力對比逆轉與大陸化整合壓力等多重矛盾衝突的產物，其爆發既不是可避免的，又不是不可調理應對的。這是香港回歸以來央港關係的一次“最大高燒”，目前處於退燒階段，溫和理性力量在快速覺醒並趨於主導，而對佔中運動間接成果的辯證認知與肯定亦可部分說服反對派轉換思路。
再退一步，算一算政改否決與不否決的民主利益。如果按照既定捆綁立場否決，其長期危害是根本性的：第一，2017年無法實現特首普選，2012年方案自動且無限期適用，政改遭遇徹底失敗，沒有贏家；第二，與特首普選實行程式捆綁的2020立法會普選無限期擱置，香港民主化進程整體停滯；第三，否決不能有效補償反對派政治挫折感，反而激化其採取更加過激的對抗行動甚至港獨實際行動，倒逼中央進一步收緊香港民主化空間；第四，主流民意可能產生激烈政治反彈，將政改失敗歸責於反對派整體，從而造成反對派政治利益和選民基本盤嚴重流失；第五，整個香港社會被裹挾進“過度政治化陷阱”，其國際商業大都市的法治精神與溫和理性氣質遭受壓抑，很可能在新一輪全球經濟競爭中落伍而淪為二線城市。相反，如溫和反對派議員智慧而勇敢地展開積極說服與立場反轉工作，則必為香港民主救星而載入史冊，不僅有效回避了上述否決條件下的種種根本危害，亦可為香港爭取到2017之後的民主優化前景。在反對派逐漸遠離廣場、回歸理性與香港民主本位時，捆綁否決的根本缺陷就很明顯了。
這就凸顯了此次政改闖關對香港整體民主化的樞紐性意義。如果反對派因僵化理解“不信任推定”而堅持“捆綁否決”，則特首普選和後續的立法會普選均告停滯，這一率性行為固然有力狙擊了中央和建制派主導香港政治的總意圖，但也是“殺敵三千，自損八百”，甚至冒著站到民意對立面的巨大政治風險，得不償失。即便是為了政治基本利益的自保和實際支持香港民主進步，反對派亦應當理智而勇敢地超越“不信任推定”，先行收穫有限的民主成果，在香港民主政治中先行引入直接而生動的500萬選票力量，以此作為2017之後再優化的更優越基礎。而且，如果反對派理智反轉，2017之後再優化的政治責任便重新被推給中央，若中央遲遲不能兌現承諾，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亦給香港反對派以更大的政治資本和發展空間。反對派內部一定會日益清晰地分化出是否接受現方案的兩種意見，由此也會導致闖關投票後兩種不同的民主抗爭一路：其一，袋住先，2017參選並接力監督中央兌現再優化承諾，為香港青年世代而不僅僅是自己爭取更寬普選框架；其二，剛性“捆綁否決”，完全攤牌，徹底決裂，接著帶領社運激進力量甚至港獨勢力展開無限制的升級抗爭甚至暴力對抗。兩種投票選擇，兩種民主化命運，實實在在考驗著香港反對派的政治智慧，也考驗著香港民主的理性品質。
未來兩三個月一定是各方勢力聚焦角逐政改方案的最緊張時刻。過，還是不過，對香港民主乃至於香港長期願景而言，茲事體大。政改闖關嚴格考驗著香港反對派的政治智慧與勇氣。希望固然在於官方和主流民意的聯合期許與壓力，但溫和反對派議員的理性反轉工作似乎更為關鍵。我們拭目以待並預祝香港民主成功邁出這一艱難而重大的一步，開啟中國民主化的“普選之窗”。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6月號，總第2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