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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大三通，對香港轉口貿易的沖擊不必否認。 |
記者：如果不開放，靠這種封閉的發展方式無法獨善其身。
梁振英：對，完全沒有辦法。
港台關係中台灣比較積極
香港應該加把勁
記者：一年多來兩岸關係獲得了大幅進展，有很多專家包括香港學者都提出來，港台關係從某種程度來講已經滯後於兩岸關係，您怎麼看這個問題？香港應該如何做？
梁振英：首先，兩岸關係確實在過去一年多發展得非常快，用一句成語來講就是“目不暇接”；而香港與台灣的關係，應該說步伐還可以更大更快一些。過去一年多，台灣方面在香港辦的一些公開的講座、研討會我都參加了，也上台講了，包括江丙坤先生來的一場，吳敦義先生來的一場，陳沖先生來的一場，這些我都參加了，我都在台上講了話。
在港台關係問題上，好像台灣的態度要比香港的態度更積極。他們在香港的活動都是中央首肯的，既然中央同意，那麼我認為香港的步伐就可以大一些，速度可以快一些。香港跟台灣確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合作，包括像我剛才提到的，我在江丙坤先生面前也提過，香港的專業服務可以更好地為台灣的工商只服務。比如說，我們做仲裁做得很好，台灣跟大陸的一些商業合同出現糾紛的時候，可以在香港做仲裁。所以我就提出，隨著兩岸貿易額、經濟交往的逐漸增多，合同要是加上仲裁條款的話，可以把香港作為一個仲裁地。香港的金融，對台灣的金融市場發展、對台灣的工商業也有促進作用。最近香港有個基金在台灣上市，二十幾個香港的股票其實大多數都是大陸國企，台灣民眾通過買這個基金就可以買到大陸的大型國企的股票。所以香港在這方面的功能是很明顯的。
我們過去一直跟台灣的往來就很少，尤其是官方的往來更少。在回歸之後，特區政府跟內地從中央到各省市政府有很多接觸，但一直到大概一年前左右，才開始與台灣接觸得比較多一點，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加把勁。
兩岸大三通必然影響香港
香港需要隨機應變
記者：從兩岸開始談“三通”，香港一直存在一個擔憂，一旦兩岸實現“大三通”，香港的航運業及轉口貿易會大受影響，有專家計算的數據是大概會下降13%。現在“大三通”實現了，請您從現實情況判斷對香港的影響會在哪里，或者從長遠來看香港將來的發展應該注意或側重哪些方面的因素，從哪些方面的努力可以彌補受到的損失。
梁振英：首先，即便香港要承受一些暫時損失，我覺得任何有利於兩岸關係正面積極發展的事情，我們作為中國人在香港應該樂見其成，香港不會做任何妨礙兩岸關係正面發展的動作。香港這個地方，歷史上一直在不斷轉型，隨著周邊的形勢發展不斷轉型，而且每次我們的轉型都轉得非常好；而每次成功轉型後，我們的整個經濟、社會發展都上一個新的台階，這個我們都有信心。
我舉個例子，你剛才談到中轉貿易，一年多前由於寫文章的關係，在這個方面我做了比較多的調查研究。其實香港在兩岸貿易關係當中，香港的角色是比台灣海關、香港海關、大陸海關的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更為重要，這三個海關的官方數字並沒有完全顯示出香港角色的重要性。很多貨物，比如從上海到高雄的貨物，由於政治的原因，他的單子就是寫香港，到了香港之後，又變了香港貨物去到高雄了；台灣的貨到大陸也是一樣。所以，過去海關的數字，香港跟大陸，香港跟台灣之間的貿易額數字是偏高的，而轉口貿易是低估了。台灣的“大陸工作委員會”有個報告分析這個問題，他們估計大陸跟台灣之間經過香港的貿易，比香港海關和兩岸海關的統計數字要高出好幾倍，所以香港在這個方面長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沒有碼頭的國際航運服務中心
是香港應該努力的一個方向
兩岸實現“大三通”，香港受到的影響會比較明顯，而且會越來越明顯－－我們要面對這個現實，但還是那句話，“歷史潮流浩浩蕩蕩”－－我們應該怎麼轉型，我這邊已經有些動作。
航運與轉口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如何在轉型中強化其支柱功能一直是我所關注的，過去幾年我也一直在強調轉型的方向問題。有一次《南華早報》採訪我並在頭版頭條刊登，香港船東會就打電話給我討論這個轉型方向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香港一直以來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貨櫃碼頭港。作為轉口來講，就是把外面來的集裝箱轉船到其他地方去，或者通過卡車把集裝箱運輸到其他目的地，這完全是一個貨櫃碼頭的運輸業務，而非類似倫敦那樣的航運服務中心；倫敦作為一個國際航運服務中心，它做甚麼呢？它做船舶的買賣，船舶的登記，船舶的租賃，船舶的融資、保險，還有所有這些經濟活動所需要的法律文件的起草，出了法律問題時做訴訟、仲裁、調解等等－－所有這些工作，是在辦公樓做的，不是在碼頭上做的－－所以倫敦這個航運中心是一個“沒有碼頭的航運中心”：主要做的是服務方面的東西，包括提供各方面的專家、保險專家、法律專家、船舶的保險專家、船舶的融資等。而香港銀行面，做房地產融資的銀行家很多，但從事船舶融資的卻很少，我們做船舶的買賣、租賃有一些，但不多。
我是這樣想的，要是我們在今天的貨櫃碼頭的基礎上，使香港能夠發展成類似倫敦那樣的主要在辦公室運作的國際航運服務中心，那麼我們就不必再跟廣東的貨櫃碼頭港或者高雄港競爭。而由於香港在剛才所說的一系列服務中都很有優勢，比如法治環境、語言環境、國際化環境等等，那麼香港不僅不必跟高雄或是廣東的貨櫃碼頭港競爭，我們還可以向它們提供航運服務，從競爭關係轉化為合作的關係。比如，再過二十年，香港的貨櫃碼頭沒增加，但我們增加了很多辦公室的專家，可以為廣東、高雄等兩岸四地的貨櫃碼頭提供所需要的一系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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