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日電／知識分子經歷了一個從“火熱”到“水深”的過程，多半成為受害者、施害者、告密者、諂媚者，以至當下之人對不同的知識分子的解讀，出現了各種極端化的傾向，或過分指責或拔高美化。
中國近年流行民國熱，在那一個被構築的歷史畫面中，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仿佛都是風流倜儻、特立獨行。但這種畫面在後來全然兩樣，隨著越來越多的記憶和檔案的發掘，知識分子經歷了一個從“火熱”到“水深”的過程，多半成為受害者、施害者、告密者、諂媚者，以至當下之人對不同的知識分子的解讀，出現了各種極端化的傾向，或過分指責或拔高美化。對此，著名歷史學者楊奎松教授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在今年5月出版的《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一書中，他以報人王芸生、社會學家潘光旦、哲學教授張東蓀的個人遭際為案例，關注了1949年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問題。他認為，研究歷史人物，固然“要注意與研究對象保持相當的距離”，卻必須要持有同情之理解的態度，最怕走極端，過分指責不對，過分拔高也不妥。他在前言中向所有讀者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固然不是英雄，但在同樣的政治環境中，我們就會做得比他們好嗎？”
因為愛國，“忍不住”要關心政治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為什麼您選擇了這三位書生作為考察的對象？
楊奎松：因為資料的問題，但最重要的是，因為我讀了很多近現代知識分子思想觀念轉變及其生平經歷的史料，我發現他們中很多人今天被扭曲得很厲害，要麼被過分貶低，要麼過度拔高。他們三位的情況就比較典型，具有代表性，恰好資料準備上也比較成熟。
南都：請具體說一下您所說的這種貶低或拔高是指什麼？
楊奎松：我在書的前言中著重討論了這個問題。我不同意那種動輒輕率批評知識分子政治上“軟弱”的說法，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一個偽問題，在某種制度及社會條件下，如果要說“軟弱”的話，恐怕也是絕大多數人的事情，不論是否知識分子。同樣的制度下，我們稍加考察就知道，西方知識分子多數也是一樣的情況。當然我也不同意那種刻意把他們描寫成痛苦的反抗者的做法，因為大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反抗，他們的轉變，如許紀霖所說：雖非自願，卻還有自覺的成分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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