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世紀80年代所呈現的民國亂世英雄、大時代（大上海）的風雲兒女不同，民國範兒更擅長講述大人物的小日子、名士的“微歷史”，恰如《去趟民國：1912～1949年間的私人生活》的序言中所述“這是一本隨意翻翻的書—沒有頭尾，沒有章節，沒有次序”，內容就是民國名人們的飲食、穿戴、居所、家事、家境、起居、聚會、恩怨等日常瑣事，或者如《民國笑忘書》中所述胡適的糖尿病、陳寅恪的擇偶觀以及《活在民國也不錯》中公務員魯迅買房記等民國八卦。這些民國圖書如同供遊客使用的旅行指南，只負責展示、呈現一種文化場景，並不訴諸於解釋或探究風景背後的歷史與社會緣由，仿佛一切都是渾然天成、自然而然。這種從大歷史、政治史、國家史向小歷史、個人史、物質史的轉變，也是冷戰終結、後現代文化的產物。文化不再像文化鬥爭、文化革命的年代那樣承擔著政治實踐的功能，而蛻變為一種能夠被展示、被消費的去政治化的旅遊經濟學，甚至連傳統與現代、封建與啟蒙、東方與西方等之間的價值對立也不存在了，都可以彼此兼容、打包銷售。這種如中國卷軸畫似的民國風物志，就像一張張孤零零地穿越歷史塵埃的老照片一樣，既儲藏著照片所拍攝年代的文化信息，又在當下讀者的注視下從具體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變成一處可感、可觸、可聞、可觀、可把玩的文化“古玩”。
民國先生、民國女人、民國軍人
在這場民國文化“展覽”中，有3個展廳尤為引人注目，這就是玉樹臨風的“民國先生”、雍容華貴的“民國女人”和正義凜然的“民國軍人”，這些曾經在中國革命史及近代史中隱而不彰的群體成為民國舞台的主角。民國先生是指有風骨、有氣度的民國知識分子，“愛屋及烏”地，民國先生所屬的民國大學也受到追捧（如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民國女人是有才華、有性情的名家閨秀；民國軍人則主要指國民黨抗戰老兵。如果說民國先生是8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想象的新形態、民國女人展示了新的女性故事，那麼民國軍人則借他者之軀重述新的國家神話。正是這樣3張面孔成為吸引人們“回民國住兩天”的精神動力，也是“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的誘惑所在。
民國先生是這三種形象中最具有民國範兒和民國精神的“模特”，也是民國圖書中出版最多的主題。作為“民國背影”、“民國風度”、“民國底氣”、“民國風骨”的民國先生，可謂包羅萬象，幾乎把近現代知識分子一網打盡，既有大學校長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傅斯年、蔣夢麟等，又有國學大師梁啟超、錢穆、陳寅恪等，還有鄉建知識分子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等。這些耳熟能詳的民國先生成為“名角”與新時期以來關於知識分子的想象有關。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知識分子以歸來的受難者、劫難的幸存者、暴力的反抗者的身份成為批判“文革”、反思革命的主體，形成了政治、體制、組織作為“壓抑”與自由、獨立、個人作為“解放”的二元對立修辭方式。如果說主動參與政治、自覺承擔文化革命的責任是“五四”以來現代知識分子的主旋律，那麼80年代逃離政治、追求自由精神則成為新一代知識分子的自我想象。這種體制與知識分子之間的對立在90年代被表述為體制內與體制外、官方與民間的區別。
在90年代的大眾文化中，最為流行的文化熱點就是以親歷者的回憶錄、隨筆集為主的“反右”書籍，遭受政治迫害的右派被書寫為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其中50年代受到批判的經濟學家顧准、國學大師陳寅恪以及90年代成名、早逝的作家王小波則成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實踐者，是反體制的文化英雄。相比80年代知識分子在體制內完成自我批判，90年代較為自由、獨立的知識分子有了更為堅實的制度基礎，這就是90年代市場化進程為體制外的民間想象提供了“真實的”社會（市場）空間。當然，在這種略帶悲情的自由知識分子想象中，看不見的是同樣在90年代處於體制外的農民工和從體制內下崗的工廠工人的身影，他們顯然無法分享因市場的來臨而釋放的獨立、自由的幻象。新世紀以來自由（民間）知識分子被民國先生的形象所取代，民國先生不僅大多擁有留洋（美）背景、是文化知識精英，而且在民國政府中擔任要職，還保留著傳統文人的風雅和趣味，可謂“腳踏政治、文化兩只船”。從這裡可以看出，民國先生絕非布衣先生，而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民國大佬、上流權貴和名人雅士，這也呼應著近些年對“富而有禮，貴而不驕”的貴族文化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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