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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訪問中評網移動版 民國範兒背後:國人渴望與民國先生為友 掃描二維碼訪問中評社微信
http://www.CRNTT.com   2013-11-26 11:44:19


 
  與之相似,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民國女人也絕非“尋常百姓家”。如果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懷舊潮中晚清歌妓、民國月份牌美女以及旗袍女郎作為摩登上海的性感尤物,那麼在民國範兒中女人則變成了一種“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名媛”。在《民國女人》一書的彩頁中依次出現的女性是宋美齡、冰心、李霞卿(中國第一位美女飛行員)、林徽因、張愛玲、趙四小姐、何香凝等,這些出身顯貴的女性不僅有大人物做丈夫(預示著和諧美滿的家庭),而且也是有自己獨立事業的職業女性(新女性)。這種新女性與高階層的社會身份的結合,無疑示範著當下社會最讓人“羨慕妒忌恨”的成功女人的形象。

  在民國軍人的想象中,最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不是決定“建國大業”的國共之爭,而是抗日戰爭。與民國先生、民國女人收編了八九十年代的大眾文化想象相似,80年代就出現了國軍正面抗戰的歷史敘述(如電影《血戰台兒莊》等),以至於在《南京!南京!》(2009年)、《金陵十三釵》(2011年)等國產大片中抵抗日軍的中國軍人都是英勇善戰的國軍將士。最近新發掘出來的民國軍人,是1942年作為英美同盟軍的國軍入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已經出現了多部關於中國遠征軍題材的圖書、電視劇和電視專題片,這些被遺忘的、承擔國際責任的抗戰老兵被命名為國家英雄。正如在一本“獻給為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而戰的中國軍人和盟軍軍人”的書《國家記憶》中,作者從美國國家檔案館中找到當時美國隨軍攝影師拍攝的赴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的身影。在序言中作者深情地寫道,“直到此前多少年,做夢都想不到,有那麼多父輩的影像,如此清晰,宛如眼前。”這是一次借助美國攝影師的目光把曾經的敵人、國軍重新指認為“父親”的故事,而同名作者的另一本書直接命名為《父親的戰場: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田野調查筆記》,這種尋父之旅所實現的是把當代中國與現代中國“合併”為抽象的民族國家的過程。

  民國想象的文化功能

  從民國先生、民國女人和民國軍人的形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民國範兒與當下的主流文化有著多重的結合關係。只是這種去政治化的民國想象中滲透著充裕的政治偏見,這就是在這幅風姿綽約的民國圖景中唯獨沒有左翼、革命、蘇區、解放區的位置。雖然在陳丹青的《民國答問錄》中提到純正的革命範兒也沾染民國氣息,但幾乎沒有左翼知識分子、左翼文化人出現在民國範兒的風景裡,正如民國軍人的序列中無法看見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身影。在這裡,不用過多解讀,人們“心知肚明”這種民國範兒是誰的民國、是哪一個民國。這種民國世界中反叛者的缺席,使得民國好風光無需面對為何最終付諸東流、煙消雲散的疑問。這與其說展現了一個真實的中華民國,不如說是新時期以來從國共冷戰對抗到恢復國民黨作為民國正統位置的歷史重寫及其歷史主體的置換。不過,借用一句老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以及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民國想象的文化功能在於使當代中國實現了兩重身份轉換。

  在50到70年代關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敘述,一直採用從“近代”到“現代”再到“當代”的命名方式,當代中國(新民主義中國和社會主義中國)不僅是對現代中國(舊民主主義中國)的批判,更是一種超越。80年代在新啟蒙、回到“五四”的歷史想象中,當代中國比現代中國“進步”的邏輯發生逆轉—現代中國被想象為啟蒙與現代化的起點、當代中國則成為破壞現代化進程的“封建殘餘”,正如在上海懷舊潮中改革開放後的新上海直接把解放前的老上海指認為“前世”。在80年代中後期出現了用現代化把當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整合在一起的 “20世紀中國史”的論述(一種去除了50到70年代異質段落的歷史),於是,當代中國完成了“去當代化”、變成了追求現代化的現代中國。90年代中國進入從體制內的微調轉變為雙重體制的轉軌,30年代老上海、摩登上海、咖啡館、購物街成為現代都市文明的理想空間。從這裡也可以看出,90年代支撐上海懷舊的社會主體是剛剛離開體制獲得自由的文化小資,而當下的民國範兒所詢喚的主體則是隨著中國經濟崛起所浮現出來的社會上流精英。當然,從上海熱到民國範兒的升級中,歷史敘述的主體也從一個城市變成了民族國家。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加入WTO並實現經濟崛起,一種從晚清到新中國的革命史、悲情史逐漸被大國復興之路的歷史敘述所取代,支撐這種宏大歷史敘述的主體就是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核心情節為在挫折中不斷追求現代化的歷史。在這種背景下,已經現代化的當代中國再度“民國化”。這種“民國化”的過程,不僅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之交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角色轉型,而且在想象中扭轉了80年代以來個人(知識分子)與體制的對抗關係。與90年代“做一只特立獨行的豬”不同,“民國先生”不再焦慮於體制與民間的二元對立,知識分子與政治、體制的關係從一種逃離、反抗變成了既深度合作又在“借古諷今”中保持獨立人格的主體想象。人們穿越到民國不是一種從現實世界中解脫,而是渴望在民國中遭遇到更加真切的現實,一種與民國先生、民國女人“做朋友”的幻想。

  (來源:《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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