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張少帥這次戒大煙的結果：他對嗎啡形成了藥物依賴。
這種藥物依賴應該不輕，齊邦媛曾回憶，父親齊世英見到的張學良“身上打嗎啡都沒有洞了，沒有地方下針了”。
而在項美麗的世界裡，“煙癮”並不是多大的事情。邵洵美覺得“抽鴉片可以治哮喘”，還勸項美麗“像我們這樣有許多事要做的人，不是那種會上癮的人”。
她沉浸在與愛人吸雲吐霧的世界裡。他們共同把沈從文的《邊城》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翻譯為英文。因為邵洵美，她與中國的知識界廣泛交往，也深入到了傳統大家庭的生活中。她寫出了一篇篇頗受讀者歡迎的上海故事。西方的書評家評論項美麗“不像其他一些作者，只是坐在黃包車裡往上海花園橋走了一遭，就說他們了解了中國”。
然而，項美麗並不能永遠躲在上海租界的繁華溫柔鄉中。作為記者，當一個去重慶採訪的機會放在面前時，她必須認真地考慮自己的煙癮問題了：當時的“國民政府”新頒布了法案，吸鴉片有可能被槍斃。
項美麗很清楚，自己已經對鴉片上癮。
1933年，沒守住熱河的張學良辭職下野。他的第一站行程，就是住進上海一家德國醫院，開始嘗試再一次戒毒。很多年後回憶這件事，他還笑著回憶自己副官對大夫說的話——頗像如今清宮劇裡皇帝對太醫的萬能囑咐：“他要是死掉了，你可活不了了”。
少帥這次戒毒所遭受的痛苦可能不亞於在鬼門關前走一遭。外國醫生沒再為他提供特效藥。一種說法是，張學良被綁在床上，無論如何呼喊掙扎都不能再接觸嗎啡。而他自己在接受採訪時則表示，沒法細細說那個過程，總之，“昏迷了一個禮拜差不多”。
項美麗也選擇了一家德國醫院，她的醫生選擇了“催眠療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