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容庵弟子記》應運而生。這部書記錄了袁世凱從出生到武昌起義爆發前夕五十三年的人生。
此書的兩位作者都是袁世凱的幕僚門生。主要編著者沈祖憲（1852—1932），祖籍浙江紹興，同治年間優貢出身，長期擔任袁世凱的貼身秘書。袁世凱奉命於天津小站練兵時，他就在武衛右軍總部下任文案，同僚有阮忠樞（後任秘書長）、言敦源（後任內務次長）等。袁世凱任大總統前，沈祖憲始終尾隨，辦理機要事務。1908年袁世凱遭到攝政王載灃的排擠，被迫返回河南彰德養疾，沈祖憲以貼身文案的身份，一同前往彰德陪伴左右，經常與主人以詩唱和，後有《圭塘唱和詩集》問世。
此書的另一位作者吳闓生（1877—1949），安徽桐城人，其父吳汝綸是清末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吳闓生繼承了父親的衣鉢，成為清末民初桐城派代表人物。他不僅痴迷於中國傳統文化，在晚清詩壇也有一席之地；早年留學東洋，深受立憲思想的熏陶。《容庵弟子記》由這兩位身份特殊的人物撰寫而成，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推銷，在民國初年頗具影響力，特別是袁世凱青年時期的事跡，後來的很多論述都來自於此。正因為這樣，丁中江等學者把此書奉為圭臬。書中關於袁世凱單刀赴會的記載，自然也被很多民國時期乃至現今的歷史愛好者當作實錄。
這段清末版的“單刀赴會”真的就是歷史事實嗎？答案是否定的。
筆者翻閱了大量史料，終於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找到了一些有趣的記載。該書第六卷第105頁載有《照錄統帶駐防朝鮮親慶各營吳提督兆有等聯銜來禀》。這個奏折是吳兆有、陳樹堂、張光前、袁世凱等清軍將領關於甲申事變整個過程的報告，其中有一封袁世凱親自寫的一段公文——《照錄委辦親慶等營會辦朝鮮防務袁丞世凱來禀》。報告內容數千字，記載了親日開化派與日使竹添等人從策劃醞釀、發動事變到最後平叛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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