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建議把1840年－1949年作為完整的中國近代史
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後，又一次發生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堅持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分界線的學者，主要以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為根據，為了突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性，主張中國近代史結束於1919年。但是這種主張忽視了以社會性質作為區別歷史分期的標誌的意見，忽視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無論是舊民主主義革命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都是反帝反封建，區別只是領導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筆者和趙慶雲合著的《試論胡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指出：這樣的分期法割裂了1840年至1949年近代中國這個整體，因為這110年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社會形態，“即在封建社會崩潰中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把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下限的分期不利於了解和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不利於總結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規律。誠然，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分期在當時有其歷史合理性。但是，隨著時代前進，其局限性愈發顯現。解鈴還需系鈴人，胡繩在反思中曾多次建議打通1840年至1949年，作為完整的中國近代史。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他在序言裡一開始就說：“這本書所講的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中的前一段，即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以前一段的歷史。雖然多年來大家習慣上稱這一段的歷史為中國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議，把中國近代史規定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歷史，而把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擺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後，進入社會主義時代的歷史稱為中國現代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超過三十年的時候，按社會性質來劃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看來是更加適當的。”同樣的意思，胡繩在給《近代史研究》創刊100期紀念號題詞的時候再次重複。李侃、陳旭麓與筆者都發表文章，論證了認識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分期的種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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