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報記者從銀行獲悉，對於保障儲戶資金安全，銀行設有多道屏障，比如每個銀行都有櫃員辦理和營業經理複核兩道關口；有些銀行，對於大額資金的輸出，行長會親臨櫃台審核；像四大行，針對大額轉賬，除了櫃面監控，還有遠程監控，儲戶身份證、銀行卡、辦理事項和辦理過程業務單據拍照上傳到分行系統，由分行專門負責遠程審核的團隊進行審核。
聽起來很專業、很嚴格，在這些案件發生時，銀行是怎麼操作的呢？據警方透露，中間人事先已經把轉賬單或者轉賬賬號拿給內鬼（所以，當儲戶辦理業務的時候，中間人在不在旁邊並不重要。這也是大多數轉賬單上沒有儲戶的簽名，或者儲戶根本就沒有拿到轉賬憑證的原因）；內鬼直接把轉賬單交給櫃員和授權，關照一聲諸如“喏，那個是我的大客戶，你特事特辦一下”，這時候櫃員和授權連銀行最基本的要求“唱票”都不做，即對儲戶“你要辦轉賬業務嗎？”都不問一聲；然後所有的辦理和尋常存款轉賬業務一樣，櫃員只是告訴儲戶“輸密”、“輸密”。
當一個違法操作被當成正常業務來辦理的時候，大額資金就這樣突破臨櫃監督、遠程監控，而無從控制。這就是銀行監管體系可笑的地方。
銀行的一些“壞習慣”
銀行監管體系的脆弱，不僅僅發生在櫃台業務辦理那一刻。錢江晚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杭州聯合銀行案情曝光是在2014年初，據浙江省銀監局有關工作人員說，杭州聯合銀行事件後曾經要求全省銀行自查，但是其他涉案銀行都沒能“自查”出問題來，幾乎都是等到儲戶存款到期發現存款消失找到銀行時，銀行才後知後覺。
而出事後，除了杭州聯合銀行自行墊付了5000多萬元給受損儲戶外，其他銀行都諱莫如深，面對儲戶追問都推至司法部門。而這種“推脫”的實質，是銀行將所有責任都推到內鬼身上，視其為個人行為。
一位熟悉此案的律師告訴記者，儲戶是和銀行之間建立了儲蓄合同，無論是什麼原因，導致在銀行的存款消失，儲戶找銀行總是不錯的。而銀行的這種推脫是不負責任的。哪怕最後司法機關的調查認定純屬銀行職員個人行為，那麼銀行的監管責任也是無法推脫的。
我們再回到邱愛玉事件，一位辦案民警的話非常精辟，社會上有形形色色的非法融資，把手伸向社會不特定群體，那叫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而邱愛玉融資，是把手伸向儲戶，借了銀行的殼，更具欺騙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