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人將軍故世後，他的次子孫天平先生接受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作口述歷史訪談時，透露了孫將軍晚年的心境與生活樣貌：所有進出我們家的人，包括郵差在內，都會先在警衛室經過他們的盤問。而我們家來電話時，也都會有安全局的人員拿起分機來監聽。當然他們不會說話。如果家裡沒人時，來電話，他們也會替我們接聽，並且會問：你是什麼人？有什麼事？不過口氣大概比較凶悍，因為好幾個同學告訴我：你爸爸好凶喔。而且小朋友都喜歡到同學家裡玩，但是當他們到我家，每個都被查戶口一樣問：你是誰？住哪裡？你爸爸是誰？這樣問東問西的，所以後來都沒有什麼人敢過來，因此我們小時候沒什麼朋友來家裡玩，是比較寂寞的。
從兒女的口述回憶，最能體現身為父親的孫立人將軍的真面貌。同時，這段回憶充分彰顯了身為孫立人子女，在童年時期感受到被監管的陰影。孫立人不但精神上失去了自由，連起碼的軍人待遇也被剝奪了，最後甚至必須被迫向蔣介石求助，才解除了燃眉之急。孫天平回憶：
同學知道我父親是將軍以後，都認為我們家一定很有錢，都說人家將軍的小孩，大學畢業就會買不得了的好車什麼的。但他們不知道，我們家真的很窮。父親被軟禁以後，幾年都沒拿到薪水，眷補也沒有，連一般軍公教子弟的學費減免也都沒有。初期靠我媽把一些首飾賣掉，來支持家裡的開銷。後來真的不行了，大媽才請父親以前的秘書蕭一葦，替我們寫信給蔣總統，表示我們家已經難以度日。他才從“總統”特支費當中，每個月撥給我們生活費，意思是雖然軟禁我父親，但沒有要餓死我們。
我父親到蔣經國的時代才准許辦退伍，因為“總統”沒有同意，將官是不能退伍的，所以我父親連出去工作也不行。早期為了養家活口，我父親試過養雞，養金絲雀，種花，但是都沒賺到錢。為了賺錢養家，我們在家也種聖誕紅，每年種好幾百株，上千株，可以在冬天賺一筆。當時我是國中到高中，每天放學回家，都幫忙做些粗活，包括提水桶給聖誕紅澆水在內，結果練出八塊腹肌，非常結實。在其它的時間，我母親也配合花店的需要，以家中花園種植的各種植栽來提供花材。
現在很多文章上說“將軍玫瑰”很出名，但實際上那是因為我父親在家不能外出工作，又喜歡玫瑰，才種來當消遣。當時我在美國的姑姑聽說父親喜歡玫瑰花，還寄了玫瑰的苗回來給他。後來也種蘭花，例如洋蘭，還有劍蘭，甚至跑去外面看人家辦的蘭花展。因此我們後院還有一個蘭花棚。
孫將軍種蘭花賣錢度生活，這故事現在聽起來不痛不癢，畢竟如今靠賣蘭花發了大財的多的是，但在1960年代的台灣，過去風光一時的陳立夫只身跑到美國養雞。台北街頭有些賣燒餅油條的小店有很多傳說，某某小店負責炸油條的小老頭，就是某某師的師長，打過抗戰、內戰。但不論是養雞或炸油條，畢竟不必背負著“叛亂犯”的罪名。
在孫天平的回憶中，孫立人是一個生活規律，紀律嚴謹的人。晨起的運動鍛煉十分特別：他在院子裡原地站著，模擬游泳和高爾夫揮杆動作。早餐一定要喝牛奶。當局也並非完全把孫立人圈禁在房子裡，除了不能跟公眾接觸，不能離開台灣之外，孫立人想在島內任何地方旅行、活動，當局原則上都是准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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