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法》第34條明文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範性文件。”在此起案件中，作為被告的當地衛計部門做出徵收決定所依據的規範性文件，只能是做出該決定之時有效的，而不能是“過期作廢”的規範性文件；隨著“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的新規出台，“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的舊規已廢止——新法取代舊法本是法的廢止的一種常規形態；那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做徵收決定豈不是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其實，早在去年1月11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就表示：“對於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前（2016年1月1日之前），違反法規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已依法處理的應當維持處理決定，不能‘翻燒餅’；尚未處理或處理還不到位的，根據有關法規和政策，由地方人大、政府結合實際制定具體的辦法，依法妥善處理”。那又如何“妥善處理”？在一個法治社會，當然得恪守法治精神，遵循“有利於當事人”的“從舊兼從輕”法律原則，也不能夠對“政策前二孩”進行追罰“翻燒餅”。
國家生育政策法規的調整，“全面二孩”的落地實施，有著人口紅利消減、老齡化加重、生育率持續低迷的社會背景。一些地方衛計部門，不能因部門利益就無視法律規定，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如果仍然還對“政策前二孩”進行追罰“翻燒餅”，希望江蘇省高院的再審和國家衛計委層面，能夠進一步發出權威聲音，定紛止爭，為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發揮積極的社會指引作用。
（來源：澎湃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