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5日電／一個作家不能自主自己的創作，是一種悲哀。還好汪曾祺的一點幸運，是時間給他留下了“衰年變法”的機會，沒有成為大遺憾。不同作家在革命時代的遭遇是錯雜的，構成的多重話題頗值得思量。
孫鬱寫《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雖不是項莊舞劍，意仍未離汪曾祺其人，但外延已然大大拓開，尋覓時代風雲中士大夫的遺傳脈絡，昭然目前。汪曾祺適逢詭譎時世，個體的氣質和趣味受到約束與擠壓，人生的大半截在曲折顛簸中度過，卻在晚年迎來意外的“鬆綁”，才情得以噴薄而出，而我們亦得以見到一個恬靜溫潤的紙上世界。這種審美維度顯然令時人陌生，但久違方為實質，這一股文學的脈息在地下已潛藏許久，壓抑許久，卻始終無法泯滅，有機會便得現世間。既然是一種文學的傳統，必有根脈與“網絡”，汪曾祺自然不會是孤零一人，孫鬱自言，“想通過汪曾祺，來寫一群人，沈從文、聞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黃裳、黃永玉、趙樹理、老舍、邵燕祥、林斤瀾、賈平凹、張愛玲……”這是一個綿延的多事時代，沒有人會活得輕鬆，但文化的韌性也正在這裡，勿論如何艱難的時世，那些看似柔軟與脆弱的傳統審美及趣味，並未被壓垮絕滅，而是在夾縫裡曲折求生，待天晴日朗之時便破繭複萌。
汪曾祺的創作斷斷續續，有他於文學的領悟與學習需要一個過程的因素，更多的是時代的變幻莫測導致。他帶著《沈從文小說選》、《獵人日記》兩册書，考取西南聯大，是文學生涯的起始，那時的他多受西方現代主義流派的影響，如紀德，如伍爾夫，如阿左林，學步的痕跡較重，但已顯示出其特有的才華。汪曾祺的學生時期，老師沈從文就在給朋友的信中，言道，“新作家聯大出了不少，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畢業之後，他陸續寫了一些，如《小學校的鐘聲》、《雞鴨名家》、《復仇》、《老魯》、《異禀》（1948年稿本）等，可以明顯看出他的進步，從模仿已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不過因輾轉昆明、上海、北京等地求職謀生，生活不安定，汪曾祺這時的心情是灰的，寫作是少的，一切仍在摸索期。很快，時代發生了大轉折，他進入北京的《說說唱唱》雜誌當編輯，小心翼翼地掩蓋自己與主流顯然不能相合的文學趣味；未久，補劃“右派”的厄運降臨到他頭上，下放到張家口，為馬鈴薯做“肖像畫”是此時期主要的“創作”。六十年代初期稍有寫作的機會，作若干小說，結集《羊舍一夕》；而命運的吊詭在於，“文革”風暴突起，汪曾祺陰差陽錯地和樣板戲結下了難解的瓜葛，一個與革命話語隔膜的人卻寫出了上佳的革命話語樣本（《沙家浜》），確為時代的捉弄。待一切柳暗花明，汪曾祺已屆花甲，終於可以回歸自己的本性，寫自己願意寫的文字，這也就是我們熟悉的汪曾祺了。
一個作家不能自主自己的創作，是一種悲哀。還好汪曾祺的一點幸運，是時間給他留下了“衰年變法”的機會，沒有成為大遺憾（想想郭小川、路翎等的遭遇，令人唏噓）。自然，實質上亦說不上變法，因為一切都是回歸，汪曾祺本然的氣質與文學趣味即如此，不過是自潛藏返回地面而已。文化傳統是一股不絕的脈息，汪曾祺亦非單獨的個體，而是有著一個“譜系”，如孫鬱所言，“在革命的時代，他們有著挫折的體驗，不都那麼衝動，還有士大夫的遺傳在。這些文人數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經潰不成軍，但其餘緒卻奇跡般地保留下來。我們的文化沒有被無情的動蕩完全摧毀，大概和他們的存在大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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