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何時發起渡江戰役，一直是中央軍委和總前委關注的一件大事。1949年2月11日，軍委複電劉、陳、鄧、粟、譚等，確定淮海戰役：“總前委照舊行使領導軍事及作戰的職權”“3月底開始渡江作戰”；4月3日，軍委複電總前委：同意《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4月15日發起“全線渡江作戰”。但由於國共進行和平談判，渡江時間後延。4月15日5時，中央軍委電告總前委和二野、三野：“和平談判決以4月20日（卯哿）為期限，……該日以後我軍即須渡江。”16日8時，軍委致電總前委和二野、三野：“你們的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鬥方法渡江上面，並保證於22日（卯養）一舉渡江成功。”要考慮南京方面在和平協定簽字後要求給他們調整部署的時間，“我軍是否可能再推遲3天，即由卯養改至卯有（25日）渡江。這種推遲是否於我軍士氣及渡江任務之完成上發生妨礙”，還詢問“近日渡江準備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完成全軍渡江等項”。由此看出，此時毛澤東對渡江作戰是很牽掛和擔心的。
接軍委電報後，鄧小平、陳毅立即找指揮中集團的總前委委員、三野副政委譚震林和第七兵團司令員王建安、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到合肥以東的瑤崗商談，並於17日1時以總前委名義報告軍委並告二野、三野：“我們一致認為，以確定養（22日）夜開始，不再推遲為好。而且奪取北岸敵橋頭堡及江心洲，必須與正式渡江緊密銜接，不宜停頓，否則將給敵人以調整部署的時間，增加我們的困難。”“在政治上無絕對必需的條件下，務必不再推遲至有日（25日），因為前方困難甚多，延長一天時間增加一分困難，不但影響士氣，人民不安，特別是把我們各個有利渡江的地點都暴露了。”“我們審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現蕪湖、安慶段第九、七、三等3個兵團準備均屬充分，至少有一處必能先成功。”這些意見和態度，實際上是總前委、三野前委和兵團三級的共同看法和態度。由此可以看出，上到軍委主席，下到兵團領導人，對這場戰爭勝負是極其關注、極其慎重的，字裡行間均體現出他們嚴謹認真的態度和高度負責的精神。
當時習慣於夜間工作的毛澤東，以軍委名義於17日3時複電：“你們應按原計劃，確定於22日渡江不要改變，並必須爭取一舉成功，是為至要。”
4月17日，總前委根據中央軍委當日3時複電，又立即與等待軍委複電尚未返部的譚震林、王建安、宋時輪研究了第七、九兵團的具體作戰部署，於當日13時再上報軍委：確定於20（哿）日黃昏開始渡江作戰，東、西集團於21（養）日黃昏開始渡江作戰。還寫道：“我們兩周來經過反覆研究，並設想種種困難之後，均一致認為，20日後開始渡江作戰，到22日全部投入奪取南岸的總行動，以後完全占領皖南5個縣，均有把握勝利完成。三野蘇中方面，雖是敵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難多些，但亦認為可以勝利完成。故一致請軍委考慮，如在全局上20日可以開始，22日實行總攻，則一氣打到底，完成渡江作戰任務後再考慮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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