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大軍對中央根據地的廣昌地區大舉進攻，拉開了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戰役。由於“左”傾領導的錯誤指揮，紅軍戰鬥連連失利，先後失去了廣昌和廣昌以南的高虎腦、萬年亭等。眼看根據地面積越來越小，當時的中央在7月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隊（尋淮洲、粟裕領導的紅七軍團）後不久，又於8月派紅六軍團從湘贛、湘鄂贛根據地向西突圍，先期轉移，並要他們到黔東來聯繫夏曦、賀龍、關向應帶領的紅三軍及其創建的黔東革命根據地。10月，中央紅軍在失去寧都、興國之後，也撤出中央蘇區，沿著紅六軍團走過的路線向西轉移。
紅六軍團的領導由中央代表任弼時、軍團長肖克、政治委員王震和參謀長李達等組成。軍團下轄十七師三個團（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團）和十八師三個團（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團），共9700多人。紅六軍團在到達貴州甕安、餘慶時，因五十四團團長趙雄犧牲，未重新任命，其時實際僅五個團。10月4日，軍團部到達甕安的猴場後，遵照中革軍委的指示，改變原向西、向北的進軍路線，改向東，朝著石阡、江口方向挺進。
此時，蔣介石已調集湘軍李覺、桂軍廖磊和黔軍王天錫率領的24個團進駐鎮遠、黃平、施秉、石阡等縣，對紅六軍團進行圍、追、堵、截，妄圖將紅六軍團擠壓在烏江以南的狹長地帶加以殲滅。烏江自古為天險，對岸又還有萬式炯、侯之擔的四個團把守，數千紅軍要想北渡烏江幾乎沒有可能。另外，中革軍委也電令六軍團不得北過烏江，只能往東向江口方向運動。這一運動方向完全在國民黨湘、桂、黔軍的預料之中，紅六軍團實際上是在往國民黨軍的包圍圈中鑽。
當時，中革軍委對湘、桂、黔軍的布置並不清楚，還接二連三電令紅六軍團向東。六軍團也對敵情不甚了解，毫無戒備地向東推進。十七師前部進至石阡縣甘溪時，還十分從容地布置宿營。當發現敵情後又未及時向軍團部報告，軍團部未下達命令作戰鬥準備。當桂軍廖磊部發起進攻時，紅軍毫無準備，很快被敵截為數段。面對後有追兵、前有阻敵的情況，各部隊倉促應戰，向北轉移。由於紅軍人生地不熟，向北進入了十分危險的地勢。此間地形複雜，山高坡陡，溝深崖絕，加上國民黨軍的反動宣傳，當地百姓對紅軍一無所知，甚至輕信敵人的話，見紅軍來就躲避。
紅軍在甘溪一役損失1000人以上。進入大山，糧食、彈藥都發生困難，加之水土不服，又誤食桐油，自然減員也十分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紅六軍團領導曾向中革軍委請示，擬拋棄輜重，分兩路突圍。中革軍委複電，不同意分兵，軍團領導只好帶著部隊左衝右突。往北有烏江天險，往西有黔軍把守，往南有桂軍阻擊，往東又有湘軍截攔，軍團領導只好決定再走甘溪，向南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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