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河南災情初現，蔣介石便接到了軍方密報。他於第一時間趕往西安，召開緊急“前方軍糧會議”。在會議上，蔣介石宣布：本年河南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並沒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隨即指派大員分頭出發，一面督催軍糧，一面視察災情。在張仲魯看來，他們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繳軍糧，至於救災，不過是“粉飾門面，欺騙百姓”。
就在蔣介石宣布減低河南軍糧配額後不久，糧食部長徐堪卻把250萬石改為了250萬包。一石小麥約為140多斤，一包約為200斤，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窮苦無告的農民！張仲魯回憶說：“超額完成徵收軍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鬱文，卻受到了蔣介石的記功褒獎。”
抗戰爆發以後，幾十萬軍隊駐扎在河南，軍糧、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糧均列全國之首。異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風調雨順的年頭，農民交完賦稅後也只能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遑論1942年全省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完全絕收！。
在蔣介石看來，河南是中日軍隊角逐的主要戰場，而非相對穩定的大後方，他隨時準備放棄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讓糧食資敵”的口號，一面將河南農民搜刮殆盡，一面隨時準備拋棄這三千萬子民。正是沿著這樣的邏輯，他才會在1938年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而這件事情，也是導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大公報》的停刊，張高峰的入獄，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報》和《時代》對於河南災情的披露，讓蔣介石陷入國際輿論壓力之下。為堵人非議，蔣介石派中央勘災大員張繼、張厲生二人前往災區視察。
根據張仲魯回憶，此二人來到河南，先召開一個小會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災、軍糧是兩件事情，災要救，但不能為救災減免軍糧；另一方面，不應對災荒誇大其詞、過分宣傳，以免影響抗戰士氣、混亂國際試聽……總之就是賦稅一個子都不能少，輿論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張告誡河南官場：諸君受黨和領袖撫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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