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別關心出土竹簡中有哪些文獻，有沒有令人興奮的材料，以及哪些能夠解決古文獻研究中長期未能弄清楚的問題。”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周斌告訴記者，根據考古發掘出來的器物來看，墓主極有可能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劉賀，而且不少考古學家也有類似看法。
周斌告訴記者，按照古代習俗，隨葬品一般都是墓主生前使用的東西，尤其是生活用品。南昌西漢大墓出土漆器有“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的款識，西漢諸侯王在封地內可以使用自己的紀年。劉賀的父親劉髆當過11年昌邑王，但劉髆使用過的日常生活用品不太可能出現在後代的墓葬中，除非是所謂的傳家之寶。而劉賀當了13年的昌邑王，這些東西應該是他當王爺的時候製作的。他的後代已經與昌邑王府沒有關係，也不太可能使用“昌邑”字樣的器物，畢竟有些犯忌。
“《漢書》記載，劉賀被廢後，‘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就是說他原來王府的東西還是賜給他。他已經不是王爺了，但他還有權使用這些王府的東西，這是一種優待，也是一項特權。而他的後代，未經允許，是不能使用這些東西的，使用就犯忌了，是僭越。那麼，墓主人排除了劉賀的前人後代，這個墓葬的主人是劉賀的可能性極大。”周斌說，南昌西漢大墓的考古發現，不僅對南昌歷史文化研究意義重大，對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意義都十分重大。漢廢帝的廢立事件，是西漢歷史的一段重要歷史，但文獻資料並不多，很多問題曖昧不明，非常期待這次發掘能夠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一些證據。大量的簡牘更為進一步了解校訂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提供了實在的證據，而且大量的其他隨葬品也為古代歷史研究提供了實物證據。
考古發現為漢代書法提供研究證據
南昌西漢大墓前期已經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其中漆器、木牘、銅鏡等物件上的文字格外引人關注。這些文字均為隸書，色澤鮮艶如新，字體風格幾乎相同。此外，還有燈座上的刻字、銅鏡上的銘文，均為篆書。
“隸書取法秦代權量詔版文字，而銘文和刻字則為篆書變體。”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文師華認為，漢代是漢字書法發展史上關鍵性的一代，其輝煌成就表現在：隸書大盛，成為實用書體，同時還產生了行草書。從書寫的物質載體看，隸書不僅有西漢書法的竹木簡、帛書，而且有東漢的摩崖刻石、《熹平石經》以及大量的碑刻作品。
文師華介紹，隸書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嶺。隸書的演變，是由古隸到今隸。古隸是在秦代由篆書演變而成，其中大量的碑刻作品是漢隸成熟期的主要標誌，成為漢代書法的頂峰。在西漢竹木簡、帛書中已經出現隸書帶有草體的寫法，稱作草隸，這些竹木簡牘書法直接繼承了秦隸的傳統，寫得渾厚質樸而又儀態萬千，既有篆書圓融流動的筆意，也有“八分”的波磔與行草書的連筆，還可以看到楷書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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