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澤郊外的三小牛兵工廠工地上被處決，犧牲時，年僅24歲。這一年，他妻子26歲，兩個兒子一個6歲，一個年僅3歲。
尹奉吉的屍首被就地掩埋，其上沒有任何標誌。
與金九關係最為密切的安昌浩，也沒能躲過一劫。
其實，安昌浩是在去韓國僑民團團長李裕弼家途中，被誤認為李裕弼被捕的，他當時並沒有在臨時政府中任職，而且已經入了中國籍。
安昌浩被捕後，上海各界很快展開了營救包括安昌浩在內的被捕韓僑的活動。
在上海的中國民眾團體聯合會、上海總工會、各大學教授抗日會、中韓抗日大同盟等20餘團體曾聯名致電南京國民政府，稱各國政治犯一向受他國保護。
到了5月18日，上海律師工會又就法租界巡捕房逮捕25名朝鮮籍人士，並將其引渡給日軍營一事發表了宣言，說此舉違反國際公例。
因為安昌浩在1922年已經獲得了中國國籍，上海律師工會又向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外交部發函，要求他們向上海法租界當局提出抗議，“以保國權”。
5月下旬，廣州各界也相繼通電反對上海法租界當局引渡安昌浩。
“雖然這場轟轟烈烈的‘援安運動’並沒有讓安昌浩最終獲救，但是上海律師會對法租界當局的抗爭，讓法租界在此之後不得不在類似問題上有所注意。”石源華說。
最終，日本方面也沒有抓到安昌浩與虹口公園爆炸案有牽連的確鑿證據，但又不甘心將其釋放，只能把他押解到韓國的監獄中關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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