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4日電／2015年3月8日，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記者會上明確提出，2015年中國外交的關鍵詞是“一個重點、兩條主線”。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全面推進“一帶一路”，“兩個重點”就是做好和平與發展這兩篇大文章。這是中國外交部長首次就中國外交重點作出明確界定，標誌著中國外交步入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尤其是“一帶一路”偉大構想的提出，成為中國外交的總抓手，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布局的先後次序。顯然，對中國外交來說，這一變化是整個外交重心的轉化，其影響無異於一場外交領域中的“哥白尼式革命”。
從服務經濟發展到對接“一帶一路”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向經濟建設轉移以來，中國外交的中心任務就是服務經濟發展，為國內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在這一中心任務指導下，穩定壓倒一切，維穩外交成為中國外交的基本形態。在冷戰結束前，中國在外交上竭力維護國際戰略格局的穩定，在美蘇爭霸的國際體系下維護在美蘇之間的平衡，採取誰搞霸權就反對誰的外交態度。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當今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為了營造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成為中國外交的重心，中美關係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無論是在解決台灣問題、達賴喇嘛問題等政治問題，還是謀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處理各種經濟貿易摩擦等經濟問題，中美關係都被中國外交視為優先處理的問題，只要中美關係不出現根本性的危機，中國外交就不會有大的問題。在島嶼主權爭議、地緣政治熱點以及地區安全問題上，中國長期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勸談促和”等態度，從根本上與維穩外交的總體思路是一致的。
“一帶一路”偉大構想提出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成為中國外交優先關注的對象。從涵蓋範圍來看，“一帶一路”涵蓋亞太、歐亞、中東、非洲、南太平洋地區等，包括65個國家，總人口超過44億，占全世界人口的63%，經濟總量超過20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0%，這些國家大多數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外資外貿的流入量每年分別增長13.9%和6.5%，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很多。同時，“一帶一路”將歐洲經濟圈、亞太經濟圈這當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兩大經濟圈鏈接起來，成為未來世界最具發展潛力的世界經濟走廊，一旦跨越重重艱難險阻，將極大地改變世界經濟地理布局，成為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從目前已經公開的戰略構想來看，“一帶一路”已經成為新常態下中國統籌國際國內大局的總戰略，中國外交將圍繞這一中心任務，主動對接“一帶一路”，為“一帶一路”偉大構想的實現勇當開路先鋒。
相比此前中國外交中的維穩特征，“一帶一路”要求主動進取。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外交，中國改變了“等客上門”的被動態度，轉變為“主動登門”的主動姿態，積極提出合作倡議，率先規劃合作項目，努力推動合作進展。自當選國家主席以來，習近平主動訪問了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蒙古、斯里蘭卡、印度、馬爾代夫、巴基斯坦等眾多“一帶一路”國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議，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合作向縱深發展。很明顯，“一帶一路”構想提出後，中美關係被納入對接“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中，與美國一起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成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一部分。換言之，中國外交越來越強調中美關係要服從和服務於“一帶一路”構想，而非像以往那樣一切都要服從和服務於穩定中美關係的大局，這一變化標誌著中國外交實現了從中美關係向“一帶一路”的“重心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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