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不負責任的企業往往很適應環境，活得很滋潤，而真正想靠經營足球獲得利潤的理想主義者卻舉步維艱，最終被這個惡劣的市場淘汰，重演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經典案例。有了這樣的領導機構，有了這樣的參與群體，中國職業聯賽能夠開展得好才是怪事，中國足球的整體水平也自然很難有大的提高。
管辦分離為何難實行
韋迪剛剛就任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主任的時候，曾經明確提出在自己的任期之內完成“管辦分離”的工作，其後他卻一再強調“事情需要一件一件地做，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很顯然，韋迪等人是想放慢乃至停滯改革的步伐。韋迪為何出爾反爾？說到底這是因為中國足球存在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身為既得利益者的中國足協，絕對不會甘心主動把權力交出來。
在1994年中國足球進行職業化改革之前，由於長期奉行專業體育的舉國體制，並無實施職業足球的市場化微觀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足球和其他許多領域一樣，採用了由非市場的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的路徑，由帶有行政權力屬性的中國足協來擔任市場化建設的啟動者和孵化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出這樣的嘗試可以理解，人們也相信，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深入和市場主體的發育，作為主管部門的中國足協終將淡出具體的經營。一個符合市場原則和法制要求的職業足球市場終將得到確立，並為中國足球水平的提升作出其貢獻。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時代氛圍中，人們對於“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圖景仍舊抱有信心，中國職業足球也在這樣的氛圍中得到了熱烈的支持乃至追捧，迅速地獲得了成功，中國足協也成為了最大的贏家，在保有原來的專業管理權力的同時，還獲得了對新興的職業足球市場的絕對主導權。與人們的期待相反，中國足協並沒有絲毫放棄這一絕對主導權的想法，而巨大的利益也鞏固了中國足協的攬權衝動。
中國足協深知，在現行體制下，自身權力的基礎來自行政權力體系，只要獲得了行政權力體系的認可，就無事不可為了。為了獲得行政權力體系的支持，在行政體系的政績目標與市場體系的運營目標之間出現矛盾時，中國足協總是偏向於前者，而犧牲後者，如為了確保世界杯出線，而不惜腰斬聯賽、取消升降級。反過來，一旦擁有了行政權力體系的支持，中國足協也就擁有了對職業足球的主導控制權。而要求中國足協主動放棄到手的權力和利益，自然無異於與虎謀皮。
過度解讀造就“功利足球”
一說到中國足球走過的彎路，很多人就會指責當權者總是急功近利，每次說到這個話題的時候，大家還喜歡拿中國與我們的近鄰日本、韓國進行一番對比——20年前，中、日、韓三國足球水平大體位於同一起跑線上，如今我們卻已經遠遠地被人家落在了後面。
日本、韓國一直按照足球規律辦事直至取得了今天的成功，而我們卻總是急功近利，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一直在為“政績足球”、“出線足球”而奔波，結果呢，卻總是事與願違。事情的表相的確如此，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為何總是急功近利？這主要是因為足球在中國早已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