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泰達工作這些年，天津足球確實挺“火”的，經常能夠上各種體育新聞頭條，比如罷訓、足協杯奪冠、贏恒大、還有默契球什麼的，很想聽你總結一下這一路的經歷，我們先從罷訓開始說起吧？
那次事件的細節我已經不想去回顧了，當時的一個背景是，整個泰達控股多少年來都長期穩定地給予球隊資金上的投入，卻始終拿不到像樣的成績也看不到明顯的發展，領導派我到泰達工作主要是著手解決長期困擾天津足球的 “幫派”和“內耗”問題，因為這種“幫派”所帶來的內耗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天津足球的正常發展。由“幫派”炒教練已經是家常便飯，到了我來之後甚至想要炒掉總經理。這種現象如果還繼續縱容下去，天津足球就徹底完了。所以那次罷訓事件雖然影響惡劣，但其實也有著積極的意義。至少催生了天津足球的的重生。從某種角度來說，天津足球甚至可以就此劃分為兩個時代——以罷訓事件為界限，罷訓之前，是以天津本土球員為主，對外封閉的舊時代；而罷訓事件後，是天津足球重新敞開大門，歡迎全國優秀球員共同創造職業足球輝煌的新時代。以前是幫派決定教練的人選、誰能幹得長久成績如何。等到解決了“罷訓”清除了“幫派”之後，無論是外地球員還是外籍教練，都能夠在我們的球隊中很好地生存和立足了。
我還記得在2010年底採訪你時，你曾經說過，不後悔當初的決策，因為如果不把一些人賣出去，就不會引進像陳濤 、白岳峰 、於大寶這些優秀的國內球員。
天津足球這麼多年之所以停滯不前，就是因為缺少“鮎魚效應”。職業足球發展本身是不能與國家體制以及社會大環境脫節的，那麼當改革開放早就是我們的基本國策後，加強人才交流也是足球圈必須走的一條路。而天津足球圈一直都比較閉塞，球隊的發展道路受到一些傳統思維的約束，以前天津泰達的絕大部分主力是本土球員，外地球員很難在隊裡融合扎根，更別說能踢出來了，外教也很難在天津取得成績，這種理念並不是完全不對，我其實也喜歡球隊裡有更多的本土球員，因為那樣球員心態穩定，同時也容易吸引更多的本土球迷，但是這樣的組隊方式是不能強求的，尤其是不能在我們沒有足夠優秀人員的情況下卻依然拒絕優秀外地球員進入泰達隊。就像我們天津城市這些年的建設，例如濱海新區，有多少高樓大廈和公司的成立，都是靠優秀的外來人才幫我們一起完成的，天津整個城市向前發展離不開全國優秀人才的幫助，怎麼就天津足球特殊呢？城市足球發展必然不能與城市整體發展理念相左，因此這幾年我們不斷吸納外來優秀人員的選擇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同時我們也會加大對本土球員的培養力度，只是本土球員的培養需要時間，而職業俱樂部的運營和發展不能停滯。現在進入了我們最艱難的一個時期，天津踢球的孩子越來越少，想要找到好的苗子實在太難了。
你的這種改革，帶來了2010年的聯賽亞軍，2011年亞冠小組賽出線，同時也獲得了2011年的足協杯冠軍。
泰達的疾速崛起和迅速滑落其實都有著一些不可預知的偶然性。2010年當時我們並沒有把球隊的成績和目標定得那麼高，只是希望通過重新組隊之後，改變球隊精神面貌和經營思路，之後便可以穩步發展。最初起步很艱難，連續多輪不勝，讓阿裡漢下課的呼聲也很高。可是作為管理者，既然決定開始變革了，就要堅持下去，不可能輕易否定自己。幸好我們不辱使命，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拿到了聯賽亞軍。那個時候的中超聯賽競爭雖然也激烈，但還是在一個剛剛經歷了反賭掃黑、環境得到了淨化的初始階段，投入都比較正常，拼得更多的是底蘊。天津泰達這些年始終有穩定的投入，雖然談不上是豪門，但也有自己的積累。而且在引援方面並沒有面臨像現在這麼多困難，當時泰達的招牌在中超各隊中還是具有相當的吸引力的，而中超各隊之間的實力差距本身也沒有多大，所以我們拿到第二名的時候，在運氣不錯的前提下，實力還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更為關鍵的是，那時候上下一心都很團結，方方面面都給予了最大的支持。球隊在2009年已經是谷底了，所以2010年的一個反彈也是必然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