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青少年是足球運動的根基。2002年以後中國足球青少年人口一度隨著足校的興起急劇膨脹，但很快又隨著足校——職業俱樂部鏈條的斷裂而徹底坍塌，大批足球少年既失去留在校園繼續學習文化知識的機會，也沒能學到一技之長立足社會，足球泡沫的溢出和破裂最終導致中國的家長們幾乎拋棄了足球，而原來校園足球的三大杯賽也隨著職業聯賽的構建遭到拋棄，中國足球的青少年根基從未像今天這樣羸弱。有數據顯示，2014年國奧隊可供選拔的注册球員僅400餘人，不足日本的十分之一。
運動人口基數往往決定著運動水平的高低。南勇時代的唯一“遺產”就是推出了校園足球暨“草根足球”計劃，讓足球重返校園，讓更多孩子在學校環境中了解足球、接觸足球和愛上足球。草根足球計劃的實施為各級校園足球的賽事以及人才的選拔奠定了基礎。但韋迪也清晰看到了“出口”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僅僅有普及還不行，高水平球隊必須依靠高質量的球員，留洋深造無疑是行之有效的捷徑。這也是日本足球、韓國足球稱雄亞洲的成功經驗之一。
中國足球不是沒有出口的經歷，如健力寶球隊的整體輸出就為2001年的衝擊成功打下堅實基礎，儘管健力寶模式值得商榷，但誰也無法否認那支球隊培養的球員支撐了中國足球近20年。那之後整體出口方式遭到拋棄，於海、石俊等人的留洋成為越來越個人化的選擇和輸出了。
韋迪的思路是可行的，如今比當年更有魄力和想象力的企業比比皆是，為什麼不能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為什麼就不能重拾整體輸出的經驗？讓更多青少年接受高水平聯賽或高水平訓練營的磨練，對振興中國足球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對韋氏“綱領”的擔憂在於，絕不能急功近利地強調出口而忽略國內青少年的普及和培養，絕不能簡單重複健力寶的孤軍模式而應當建立更為科學的選派、出口機制。另外，很多有天分的球員回國後卻很難適應國內的足球環境或被完全同化，如當年張效瑞這樣的球員最終卻泯然眾人，可見，單單出口還遠遠不夠，還是應當堅持在各級國字號球隊中聘請高水平外教，更要與歐洲高水平俱樂部建立良好的戰略合作，才有望真正改變國內足球生態，讓更多的足球天才不被埋沒。（記者：陳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