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越南有關部門的決策失誤是導致2019年亞運會主辦權被迫易主的最主要原因。那麼，越南為何當初在申辦亞運會時沒有充分想到後果？
“所有的國家在申辦影響力巨大的頂級比賽時，首先考慮的都是社會效益和承辦能力。”魏紀中表示，這種社會效益表現在國家形象提升、城市基礎設施升級、旅遊業的拉動等方面，但因為太看重大賽的社會效益，有些國家會高估了自己的承辦能力。越南以為國家預算可以投入得少一些，用招商的辦法彌補預算缺口，事實上並未如願；2004年舉辦雅典奧運會的希臘和今年即將舉辦世界盃足球賽的巴西，也面臨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那麼多奧運工程、世界盃工程不能按期完工，種種拖延工期的理由都是藉口，歸根結底就是國家的財力不夠。
亞運會是亞洲頂級綜合性運動會，影響力和受關注度決定了這項賽事不乏追求者。儘管，亞奧理事會從不要求每一屆亞運會都辦出2006年多哈亞運會和2010年廣州亞運會那樣的“土豪”色彩，但不斷抬高的亞運會辦賽標準無形中會對之後的承辦城市造成壓力。
亞運會也在“瘦身”，以便讓更多的亞洲國家可以承辦。同時，亞奧理事會還推出了亞洲室內運動會、亞洲沙灘運動會和亞洲青年運動會等規模遠小於亞運會的洲際運動會，在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等地，還舉辦著區域性綜合性運動會，此類賽事甚至在亞洲中小國家的中小城市都可以舉辦。
但這些賽事的影響力、受關注度遠不如亞運會，如果承辦國家高度追求所謂的辦賽社會效益，他們也會對這些小規模洲際運動會所能帶來的社會效益大失所望。
去年亞青會和東亞運動會分別在中國南京和天津舉行，缺少大牌明星的比賽能吸引到的觀眾寥寥，這樣的比賽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已淪為“雞肋”。
“不是所有比賽都像亞運會那樣，國家會遣盡精英選手展現最高水準。”魏紀中表示，“其實，精英選手不缺比賽，甚至是比賽太多了，疲於奔命。而屬於廣大普通運動員，尤其是青少年選手的比賽卻太少，但這類比賽的確又對觀眾缺少吸引力，所以，這些比賽我們稱之為真正體現重在參與的公益性比賽。我們不能以社會影響、經濟效益去評價這類比賽。要知道，如果沒有這類比賽，我們可能會失去很多普通運動員和青少年運動員，對於一些小國提升體育水準、各國青少年體育運動發展來說，將是非常不利的。”
但很多承辦國還沒有清楚地認識到公益性比賽的屬性和價值，“如果僅以商業價值的多少來論斷公益性比賽是不是‘雞肋’，那是非常片面的。”魏紀中表示。從這個角度說，無論是舉辦頂級賽事還是公益性賽事，都要承辦國家既考慮自己的能力和所需，又要充分瞭解賽事的背景，避免盲目辦賽。（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