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實力雄厚的國家同樣能借助亞運會獲取“遺產”，魏紀中對廣州亞運會場館建設的評價是“錦上添花”，而對與亞運會相關市政建設的評價則是“雪中送炭”。大型綜合性運動會，只要有一點能夠做到“雪中送炭”，便有了延續的價值，“雅典原來沒有地鐵，機場條件也很差，但2004年奧運會之後，機場及公路的環路重新改建，把海陸空的交通都理順了，解決了城市的大問題”。
因此，盡管社會各界對於大型綜合運動會詬病不斷，但魏紀中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分析認為，一個國家的奧委會“需要有事情幹”，運動會多了，才能從國際奧委會、亞奧理事會得到資金的支持，因此，“還是有很多城市會積極申辦”；而對申辦國家的政府而言，擴大知名度和國際影響依然是主要動力，大賽有無延續的必要，“辦賽的人很明白”。
從首爾到釜山再到仁川，作為3屆亞運會的主辦國，韓國政府最清楚其利弊得失。對1986年的韓國而言，首爾舉辦亞運會有三大目標，“對外開放、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聯系以及經濟騰飛”，魏紀中介紹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三星等一批韓國知名企業才逐步成長壯大，“舉辦地要幹什麼？最終達到什麼目的？”才是對大型綜合性運動會“遺產”更加宏觀的評價角度，“場館等硬件問題只是冰山的一角”，畢竟“所有的物質遺產都會變質，鳥巢再好，看多了，新奇感也會逐步淡化，而且世界上總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非物質“遺產”仍有探索空間
“城市需要借助大型運動會提升的，不僅是城市的基本建設水平，更需要提升現代服務業水平。”魏紀中將賽會遺產分為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而“可發展、增值”的非物質遺產，除服務業的發展外，還包括體育意識、志願者服務意識和群衆精神面貌的積極程度，“亞奧理事會對舉辦地的硬件要求向來主張‘利用現有設備’，但對於服務性的設施卻非常重視，通訊、網絡甚至具體到3G或4G技術的應用上。”魏紀中表示，賽會對“軟件”要求的提升，將有助於城市的經濟轉型，“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傾斜”，如北京在2008年奧運會後，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達到70%，“相當於紐約的概念”。
而這樣的效應一旦形成，有時甚至能造成區域性的影響。“卡塔爾就是借著亞運會改變了很多”，2006年的亞運會不僅讓多哈得到了迅速發展，還提高了阿布扎比、科威特和巴林等國家的服務業水平，“杜拜的發展就是例子”，這樣的影響對於完全依靠自然資源的國家尤為深遠，魏紀中不禁感嘆，“多哈亞運會影響的是阿拉伯世界”。
相對可觸碰的物質“遺產”而言，賽會的非物質“遺產”，更多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成為城市的一部分，而這種逐步擴散的精神遺產卻很容易被人忽視。中國的志願者制度在1990年便已“引進”，但直到2008年奧運會才完成突破，事實證明，大型運動會正是志願者制度的“催化劑”。
本屆仁川亞運會期間，記者曾見到今年已經84歲的志願者朱景淑（音譯），她在仁川客運站前迅速撿起一張廢紙投入垃圾筒，當時，剛參加完合唱的她正在“上崗”的路上。1986年首爾亞運會前夕，正在公交車站候車的朱景淑看見對面一幢小樓的玻璃上張貼著“誠招亞運會翻譯志願者”的啓示，對剛剛從高中英語老師崗位上退休的她來說，“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朱景淑回憶道。此後，由於具備英語、日語和韓語的對話能力，朱景淑作為“翻譯”志願者，先後出現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及本屆仁川亞運會上。雖然角色沒變，但她身邊的“同事”卻成倍增加，“原來人們對我們這樣不拿錢還幹活兒的志願行為非常好奇，也很認可，但基本上沒人參與。可現在，那麼多志願者一起為比賽服務，而且什麼年齡段的人都有。”朱景淑認為，自己就是大型運動會留下精神遺產的“佐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