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7日電／ 4月20日是德國納粹分子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當天，日本右翼分子在東京市中心舉行“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國民大遊行”，不僅打出旭日軍旗，還高舉象徵納粹的萬字旗。右翼分子當天在集會上喊出“為了紀念過去的大東亞共榮圈並懲罰對此不知感謝的韓國和中國，應重新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看到這一幕，人們不能不想起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華戰爭，血腥殘暴、如禽似獸的侵略者又何嘗不是以“共榮”來招搖？風起於青萍之末，再看120年前日本的噪動，正構成了此後日本對外擴張的宿命，因此對那個時期的日本作些回顧，或許可以為觀察今天日本及其軍國主義動向提供一個參考。
首先，甲午戰爭後，中日兩國在東亞的地位發生逆轉，日本成為東亞的“中心”，並加快推行“大陸政策”的步伐，構建以自身為核心的“華夷”秩序。甲午戰爭前，日本雖然就有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華夷”秩序的企圖，對周邊鄰國進行過試探性的侵略，如出兵台灣、吞並琉球，等等，然而，由於歷史的慣性，東亞地區仍然處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禮制體系”下，朝鮮等國還保持著與中國的宗藩關係，中國雖屢次與西方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但是對日本的“心理優勢”仍然存在，仍將其視為“蠻夷小邦”。甲午戰爭後，中國不僅結束了與朝鮮的宗藩關係，還不得不向日本割地、賠款、開商埠，允許其在中國投資設廠，台灣成為日本第一塊海外殖民地，中國徹底喪失了對日本的心理和實際優勢，失去了在東亞的中心地位，日本則一躍而為東亞的“大國”，日中兩國的關係也演變為侵略與被侵略的關係。
日本利用從中國獲得的巨額賠款，大力發展軍事工業，積蓄新的戰爭力量。日本前外務大臣井上馨說：“一想到現在有3億5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覺無比地富裕”，而中國為了這筆巨額賠償不得不以國家主權為條件舉借外債，負債累累，愈加積貧積弱。1897年，日本確立了夢寐以求的“金本位”制，其金融開始納入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增強了其經濟實力、資本輸出能力，也進一步刺激了其擴張野心。甲午戰爭後，日本提出“雄飛”於亞洲和世界，從亞洲的日本變為世界的日本。從此，東亞地區戰爭取代了和平，侵略取代了平等，造成東亞地區半個世紀不斷的戰爭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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