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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正義”在台灣已經演化為一場政治戲碼 |
中評社╱題：“轉型未必正義：台灣政治社會將走向何方？” 作者：祝捷（武漢），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家委員
在228事件發生七十周年之際，蔡英文再次拋出“轉型正義”的說辭，並聲言要制定一部“轉型正義促進條例”，推動台灣政治社會的“轉型”。這並不是蔡英文第一次提及“轉型正義”，也不是民進黨第一次提及“轉型正義”。如今，“轉型正義”在台灣已經演化為一場政治戲碼，以“轉型正義”之名的所作所為未必“正義”。在“轉型正義”的旗號下，民進黨蔡英文當局已經將台灣政治社會引向歧途。
“轉型正義”：貫穿台灣政治變革的主題詞
“轉型正義”，自1990年代台灣地區“憲政改革”或者更早的時間以來，就成為台灣政治變革的主題詞。經過台灣學術界的大力鼓吹和無數論著的論證、想像和建構，“轉型正義”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描摹台灣政治變革的核心話語。“轉型正義”到底是何方神聖，又何以在台灣地區廣有市場，能夠獲得民進黨蔡英文如此追捧？
從來源上，“轉型正義”來自於所謂“民主化浪潮”後湧現的歐美國家政治學說與政治實踐。儘管對於“轉型正義”有著諸多不同的理解，但學術界對於“轉型正義”的內涵大體有著如下共識：1、“轉型正義”發生的場域，是從威權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的國家和地區，即所謂“轉型社會”；2、“轉型正義”的目的，是為在威權體制下受到迫害的人士，提供矯正、救濟與補償，對威權體制下的政治侵害行為予以清算。“轉型正義”在席捲歐亞和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浪潮”後，已經成為“轉型社會”的標準配置，一些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公權力機構專司“轉型正義”事務，如南非和智利都設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一些國際知名基金會和國際組織也在轉型正義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
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為標誌，及至1990年5月1日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台灣地區在長達40年的歲月中處於國民黨當局的威權統治時期，期間38年又56天處於“戒嚴”時期。長期的威權統治，使得全台處於“白色恐怖”時期，各種政治勢力被壓服於威權體制之下。1990年開始的台灣地區“憲政改革”，是對於威權體制的一場反彈與爆發。以“憲政改革”為主要形式，台灣地區在1990年至2000年這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完成了從威權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型。轉型，也成為描述台灣地區在這十年間政治社會變化的標識性概念。
台灣地區的“轉型”以“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主要特徵。“民主化”是祛除威權體制的目標定位。在威權體制之下，國民黨壟斷從地方縣市到全島性政權機構的幾乎全部政治資源。1954年台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作成的“釋字第31號解釋”，形成“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等民意代表機構任期制名存實亡，使得這種對於政治資源的壟斷蔓延至時間維度。對於政治資源的壟斷，壓制了台灣民眾的民主訴求，也加劇了台灣族群結構的分化與裂解。而國民黨“外來政黨”的形象，使得這種“威權政體”附著上一層“外來政權”的色彩，因而伴隨著“民主化”浪潮洶湧而來的，是“本土化”的氾濫。“民主化”和“本土化”並不是並行不悖的兩個單軌，而是有著較強的因果聯繫。
1990年開始的台灣地區“憲政改革”也在事實上印證了“民主化”和“本土化”之間的強聯繫。結束威權政體的標誌——“萬年國大”，就必須解構“萬年國大”存在的認知基礎，即“一個中國”的事實和“反攻大陸”的幻象。只有解構了“一個中國”並戳破“反攻大陸”的肥皂泡，“萬年國大”的存續才無合理性和正當性可言。因此，“本土化”成為追求“民主化”的一種手段，“台獨”有著明顯的“民主獨立”色彩。然而，並不能因此認為“本土化”被動地附隨著“民主化”。台灣地區的“轉型”雖以“民主化”為動力，卻以“本土化”充任著“正義”的光環。“萬年國大”的結束、“中央”民意機構的代表和領導人改在台灣地區選舉產生、“五權憲法”色彩濃郁的“考試院”和“監察院”被虛級化、台灣地區少數民族以“原住民”形式“入憲”、“國民大會”由虛變廢、“公民投票”制度釋出、台灣省級建制“精到廢”……凡此種種，以民主“轉型”為名，本土“正義”充斥著台灣地區的政治體制，一部徒具“中華民國憲法”形骸的台灣“憲法”已經浮出水面。
“轉型正義”轉向何方
“轉型正義”在台灣地區不僅限於對原有威權政體的解構與改造，而且已經成為一個隨意安放的“標籤”，成為推行“去中國化”、“去國民黨化”的旗號。“轉型正義”在台灣地區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手段，而且逐漸民粹化。
一方面，在“轉型正義”的喧囂中，“中國”、“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等被泛政治化，被塗抹成為“威權政體”背書的符號。籍助“轉型正義”的大旗，“去中國化”、解構“中華民國”、以“台灣國族認同”取代“中華民族認同”在台灣地區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帶“中國”意涵的符號，都被理解為阻礙台灣地區“民主化”的因素，不僅過去的“威權體制”是從中國帶來的制度，現在中國大陸是“沒有民主、沒有法治的地方”，而且未來兩岸的統一也會以破壞和犧牲台灣的“民主價值”為代價。“本土化”籍此擠壓入“民主化”的辭藻中，將台灣地區的“轉型正義”轉化為一種為“台獨”月台背書的論述。
另一方面，“轉型正義”儼然成為政治追殺的絕佳藉口。從威權政體時期走來的國民黨，成為轉型正義指向的對象。228事件成為國民黨的原罪，也是國民黨無法卸去的歷史包袱。每年228，國民黨都必須為此道歉，228成為民進黨揭台灣民眾傷疤，不斷獲取台灣“民意”的利器。國民黨對於台灣地區閩南、客家和少數民族的壓制性政策，也成為民進黨攻擊的標靶。族群政策不斷鬆綁，對於各族群權利訴求和利益的滿足，不僅被描摹為清償“威權政體”時期的歷史舊賬，而且被貼上了為“本省人”出頭的“標籤”。對於國民黨追殺最急的“追回黨產”一招，也是在“轉型正義”的大框架展開。國民黨在“威權政體”時期的不當舉動，都成為民進黨攻擊、指責的理由，也成為民進黨推脫執政責任的藉口。國民黨在“威權政體”取得的利益，也成為民進黨追繳的對象。民進黨在“轉型正義”的旗號下，對政治對手步步緊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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