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共四中全會強調“依憲治國”。 |
中評社╱題：“依憲治國”與“一中兩憲”的新時代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十月底，中共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10月23日公佈《四中全會公報》指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未來中共將推動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機制，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式機制。
兩岸關係回到底線
在此之前的9月26日，習近平會見台灣統派團體，談了許多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其中包括：“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消息傳到台灣，朝野政黨異口同聲“不接受一國兩制”，輿論焦點集中在批判“一國兩制”，儘管藍綠切入角度有所不同，雙方都認為“一國兩制是票房毒藥”，並從各方面猜測習近平此刻說此話的動機。
習近平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刻對統派團體強調“一國兩制”，顯然是對馬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方式有所不滿。今年年初，北京認為馬政府未能妥善處理318學運，導致服貿協議無法通過；六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遭到激烈抗議；八月發生張顯耀洩密事件，我方又不斷提出希望馬習在APEC會面。習近平在9月26日提出對台之“一國兩制”，馬總統又在國慶日公開支持香港民主運動，並希望大陸“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立即回應：“對於香港政改，台灣方面不應該說三道四”。10月27日，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報道：在台陸生遭我方情治機關吸收，要他們回陸後協助情蒐；范麗青跟著呼籲“台灣有關方面應立即停止此類行為”。馬政府隨即踩煞車修正“台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限制現職公務員、國安局、國防部、調查局人員前往中國大陸進修。
28日，中共發佈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在涉港部分，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並提到運用法律手段捍衛一中、反對“台獨”，推進和平統一，這明顯是在向台港喊話。兩岸關係紛擾不斷，中共加強一中法制化動作，象徵馬政府長久營構的兩岸和諧關係已經回到大陸無可搖撼的最後底線。而中共《四中全會公報》所強調的“依憲治國”，則象徵著兩岸關係即將進入“一中兩憲”的新時代。
“一中兩憲”的時代
我在2005年即出版過一本書，題為《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明確主張：當前兩岸關係的現實，就是“一中兩憲”。所謂“一中兩憲”是說：自從1949年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之後，海峽兩岸便分別各有一部憲法，這兩部憲法都是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之上；但海峽兩岸當前客觀的政治現實是：雙方各有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兩個政府之間尚未簽訂任何的和平協議。目前台灣在國際公法上的地位，是一個“處於內戰局面的既定事實的政府”，是一個有限制地位的政府。它雖然能夠與外國簽署條約，並履行若干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也能夠在它有效控制的領土承擔一般國家的任務，但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然而，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因為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生效，而於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席位；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169個）國家的承認；但從“主權西方現代國家”嚴謹的定義來看，還有23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它也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兩岸關係的現狀無法用“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來理解，但卻容易用中國人所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觀念來加以解釋。在歷史上，“中國”這個概念出來甚早，它源自兩千多年前的夏朝。《左傳》記孔子之言：“裔不謀夏，美故稱華”，由此而有“華夏”之稱。華夏居中而四周為蠻夷，故夏人自稱“中國”，即“中土之國”。從這個意義來看，它不是政治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或是地理的概念。
在中文世界裡，“中國”是一個“前現代”（pre-modern）的概念，它是指“天下”而不是指西方“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在中國人的語彙裡，當“中國”分裂的時候，稱為“時代”；當“中國”統一的時候，稱為“朝代”，兩岸關係的現況，其實就是“一中兩憲”時代。
“五四”未解決的文化問題
在“一中兩憲”時代，兩岸交流最重要的任務，是要解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所未能解決的文化問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由於軍閥割據，政治混亂，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當時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普遍認為：要救中國，必須從西方請來兩尊“洋菩薩”：“德先生”和“賽先生”，“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孔法、貞節、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和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陳獨秀，1919），結果所謂的“西化”便形成了“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1919/1983）。由於“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陳獨秀，1918）。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所謂“意識形態”是指：對於人、社會、及其與宇宙之關係的整體認知與信念，它對與之有關的各種事物都有高度明確的“系統性”意見，要求將系統中的其他成分整合在一個或幾個顯著的價值之下，可是，此種系統性並不蘊含“正確性”，也未必要經過任何客觀的檢驗。這樣的思想系統往往是封閉的，傾向於對系統外的意見採取排斥的態度（Shils,1982）。
“自由主義”派的意識形態
五四時期盛行於中國知識界的意識形態之一，是所謂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它可以說是一種信仰或意識形態，這種信仰認為，只有自然科學家所使用的科學方法，才是獲得可靠知識的唯一手段；極端的“科學主義”者甚至將科學當做是全知全能的人類救世主，而盲目地加以崇拜（Wellmuth,1944）。
胡適（1923）曾經描述當時中國社會對於科學的崇拜：“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舉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開毀謗‘科學’的。”
胡適的這一席話顯示：對於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而言，“科學”兩個字已經變成了一種神秘的象徵。人們對“科學”這兩個字的崇拜，跟對其他宗教符碼的崇拜其實並沒有兩樣（Kwok,1965/19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