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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次大型公民運動背後，年輕世代均為重要推手。 |
中評社╱題：台灣年輕世代緣何缺失中國認同 作者：李彬（廈門），厦门大学台灣研究院政治所研究生
去年台灣地區發生針對兩岸服貿協議的“三一八”學運，青年學生要求重新審查服貿，“恐中”、“反中”情緒彌漫。11月29日台灣地方“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慘敗，國民黨敗選檢討報告中直指敗選緣於無法獲多數青年人認同。數次大型公民運動背後，年輕世代都是重要推手。20世紀90年代以來，受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的本土化政策和“去中國化”教育影響，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被異化為以台灣為主體的虛象，出現“中國”為“他者”、“台灣”為“我群”的國家認同危機，逾五成年輕人只知道自己是“台灣人”，卻不知自己更是“中國人”。對於這種國家認同缺失的現狀及原因，值得認真探究和思考。
國家認同的混亂
美國學者亞力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認同是自我在與他者的比較中形成的一種自我認知和自我界定，是自我持有觀念和他者持有觀念的互動建構。國家認同，是國家與個體之間雙重建構的“想像共同體”，因而國家認同的建構不是政治體系單方面政治社會化和強力的產物。任何忽視認同主體在國家認同建構中的力量，都會導致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危機和認同危機，影響政治體系的穩定。這就是說，國家認同，一方面是指現代國家對自我身份的認識，在國際社會通過對自我形象、形態和特徵的差異化設定以區別於他國；另一方面也是個體對自己國家的認可與肯定，表現為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
台灣年輕世代，主要是指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後，在李登輝、陳水扁的本土化和去中國化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他們是年輕群體國家認同的主體，他們對國家的認同狀況可以通過國家認同與統獨觀和“他者”參照對象等方面來考察。
首先，在國家認同與統獨觀方面，20—29歲的年輕人中有八成四不贊成終統，明顯高於台灣其他年齡群體。據台灣指標民調2015年2月“民眾的國家認同與終極統獨觀”調查顯示，17.7%贊成兩岸終應統一，67.7%不贊成，14.6%未明確表態，絕大多數民眾仍維持“不統”的穩定共識，即使泛藍民眾也有57.7%不贊成兩岸終極統一，此外年齡愈輕者不贊成終統的比率也愈高（20至29歲高達8成4）。相對而言，51.3%贊成台灣最終應獨立為新國家，32.7%不贊成，未明確表態16.0%，顯然比之兩岸統一的分歧更大。經交叉分析顯示，72.5%泛綠民眾贊成台灣終應獨立成為新國家，32.4%泛藍民眾亦同，此外年齡愈輕者表示贊成的比率也愈高。
其次，國家認同中“我群”意識的建構，離不開對“他者”的塑造和區分。國家認同作為民眾對自己國民身份的識別，以區別於他國，也是國際社會互動關係的產物。在國際社會互動中，美國因素和大陸因素明顯是左右台灣國家認同變化的兩大外在變數。對於美國和大陸這兩大參照對象，他們對美國的好感明顯超過大陸，美國被塑造為自己認同的正面參照群體，而將大陸作為自己認同的負面參照群體，台灣年輕人的“親美恐中”心態十分明顯。
綜上所述，李登輝、陳水扁當局的“去中國化”教育已經荼毒台灣年輕世代，使他們的國家認同觀被異化為對台灣主體意識的過分強調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缺少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觀念，更多的是選擇維持現狀的局面，凸顯了台灣年輕世代國家認同的混亂和困境。
認同面臨的障礙
國家認同是政治體系與個體雙向互動的產物，而且個體在國家認同的建構中發揮著主體性的作用。然而，作為認同主體的台灣年輕人，在與政治體系的互動中卻存在重重障礙，使得群體國家認同觀的建構面臨困境。
（一）利益藩籬。馬克思指出：“人們所奮鬥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法國哲學家霍爾巴赫也曾指出：“利益是人的行動的唯一動力。”正是利益的召喚，才使認同主體感受到自覺認同價值規範的熱情，並真正獲得了進行價值認同的動力。可是，台灣年輕世代面臨的社會環境現實是，一方面島內貧富差距擴大、物價房價高漲、薪資倒退，年輕人的失業率高居不下，基本生活和就業權利得不到滿足和保障，他們的相對剝奪感與日俱增。在全球化與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的外部背景下，兩岸和平發展的紅利沒有真正惠及台灣年輕人，“中國”反而被輿論和政客塑造為衝擊台灣島內產業、加劇年輕人失業、陸資入台與年輕人爭飯碗的負面形象，使他們擔憂台灣經濟對大陸過度依賴，擔心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對他們造成衝擊，增加了經濟相對衰落中台灣青年人的“恐中意識”和“懼中意識”，從而由結構性利益衝突演化為抵觸和反對中國。另一方面，除基本的物質利益需求無法滿足之外，台灣年輕世代成長在台灣民主化的環境下，接受過反專制、反特權、反黑金及追求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等教育與政治運動洗禮，他們關注民主人權、公平正義，重視公共議題論辯過程，更甚於對傳統政黨意識形態採取慣性認同。同時，島內政黨政治惡性競爭、國家認同問題被操縱為“統”、“獨”之爭，以及媒體刻意抹黑中國等，都導致台灣年輕世代被裹挾進利益集團和政客的政治算計之中，很難掙脫利益藩籬的束縛，導致國家認同的盲從。
（二）情感疏離。2014年4月初新台灣國策智庫公佈的趨勢調查顯示，20到29歲的年輕人在國族認同、統獨議題及對鄰國看法，相較其他年齡層都明顯表現自立的台灣意識傾向︰自認台灣人的9.3%，中國人個位數；如加入“兩者都是”選項，台灣人仍達6.5%。同時，六成年輕人認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7.4%在現狀不能維持時支持台灣獨立。對於主要國家，年輕世代喜愛民主國家，厭惡專制社會︰六成最喜歡日本，美國次之，中國僅獲3%；另一方面，7.1%最不喜歡中國，美國1.7%，日本5％。台灣年輕人的“親美親日恐中”心態十分明顯。對於在台灣軍中服役的年輕人來說，中國被群際區隔為“他群”，而且大陸被認為是台灣安全“最大的威脅”，也是台灣最大的敵人。相較於當年從大陸遷移至台灣的老一輩人對祖國流露的中國情結，年輕一代對長江、黃河、龍的傳人沒有概念。據島內有關部門統計，近年來台灣赴大陸人士平均年齡為50歲，島內不少年輕人未曾到過大陸，年輕人沒有祖國歷史觀，也沒有走過大江大海，對大陸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現況缺乏瞭解和認識，如此則難免對大陸產生不信任感，在感情上無法產生對祖國的情愫和認同感。
（三）價值分歧。美國學者威廉·布魯姆（William Bloom）認為國家認同不是一組價值，而是人們分享這個價值的程度。認同的界定必然要以價值觀的認同為核心，從而政治認同的核心就是價值觀的認同，在“我們是誰”的不斷追問中，群體真正認清自己的身份，從而發現自己的價值與意義。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探索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台海兩岸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台灣的年輕世代生活在民主化成長階段，理所當然對台灣民主和自由有高度的自信和認同，產生對民主過分的優越感。由於“人們一般很少接觸那些和他們相信的東西不一致的信息”，他們對大陸“威權體制”與“人權自由”有高度疑慮，不能接受當前大陸的政治體制，認為大陸沒有台灣那樣重視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除政治價值分歧外，兩岸之間的文化價值和生活差異更是讓台灣年輕人不願意接受與大陸融合的關鍵。受中華文化“一元中心——邊陲觀”的影響，台灣民眾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間，逐漸選擇以“邊陲”台灣作為他們認同的政治符號，放棄了對“中心”中國話語權的爭奪，這也是導致年輕世代無法從政治上認同國家的文化選擇因素。
（四）認知結構障礙。所謂認知結構，是指在感知和理解客觀現實的基礎上，在頭腦中形成的一種心理結構，是個人的全部知識的內容和組織。人的思想接受和認同行為，總是會受到自身已有認知結構的影響和制約，並按照自身已有的“思維定勢”接收、過濾、核對總和傳播相關信息。台灣經過幾十年的社會融合、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造，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漸塑出以台灣為主體思考空間和民粹邏輯，年輕人剛好在李登輝、陳水扁修改歷史教科書、灌輸“台獨”理念的環境下成長，造成年輕世代認知上對中國的“空白”，不再有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意識與認知。在他們的潛意識中，台灣是一個國家，中國是另一個國家。此外，年輕世代自身的認知結構還處於發展上升階段，對民族和國家歷史的知識和理解水準有限，辨別政治是非的能力不足等，都是阻礙青年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歸屬和國家認同的不利因素。
（五）外界因素干擾。當代國際社會受全球化影響，國家認同危機已成為影響各國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普遍問題。台灣年輕世代雖然是群體國家認同的主體，但他們不可避免地面臨消費主義思潮副作用的衝擊。消費主義語境下，追求“小確幸”的台灣“草莓族”鍾情於去政治化的“純粹消費”，被變化不定的消費商品或明星、廣告和科學幻想人物的媒體圖像的“個人化”、“符號化”所左右，年輕世代往往自覺和不自覺地以此弱化或代替民族和國家等的集體認同，從而削弱對國家認同的追求。此外，美、日等國對兩岸發展的干預、不確定的政治事件以及兩岸食品安全問題等，都有可能造成台灣年輕世代對中國認同度的波動。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8月號，總第21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