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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處台灣政治摩天輪的週期迴圈之中，蔡英文能擺脫馬英九的命運模式嗎？ |
中評社╱題：“台灣的政治摩天輪：分化社會的政黨輪替與治理困境” 作者：鄭振清（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在紛繁變動的台灣選舉大戲的背後，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社會-政治關聯結構已經出現。這個關聯結構的規模如此之龐大，以至於非拉長時段、拓寬視野無法觀察其整體。2016年初的台灣大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觀測點，從這個據點往前看，往左右看，近十年來，在亞太及兩岸政經潮流的衝擊下，台灣的經濟波動和社會分化不斷刺激著選舉政治的脈動，不僅促成了兩次政黨輪替，而且催生出一個政治週期。一個如摩天輪般沉沉周轉的複雜政經結構赫然眼前。
引言：一種不良政治週期的提出
當我們看到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大勝朱立倫，並且民進黨贏得68席“立委”成為台灣第一大黨，總攬行政、立法大權“完全執政”時，很多人會想起八年前馬英九和國民黨的大勝：2008年春，馬英九以58%的得票率戰勝謝長廷，國民黨贏得了77席“立委”，超過了“立法院”2/3席次，一度引發台灣社會對國民黨再度“一黨獨大”的擔憂。如今，一貫清廉勤政的馬英九的支持率掉到了和陳水扁下台前相近的水準，而國民黨的“立委”席次跌落到35席，執政八年後淪落為史上最差。於是問題就來了：國民黨如此慘敗，恐怕不能只歸結為馬英九的“無能”，同樣民進黨的大勝也不只是依靠蔡英文的“能力”（今年蔡的得票數只比四年前多80萬票，且多為新增的“首投族”的選票），那麼還有什麼系統性因素深刻影響了這次政治格局的變動呢？
現代社會，政治明星光環常常是不穩定的，其命運取決於民意起伏。今日台灣民意的變動，往往是經濟快速波動和社會多重分化在特定政治事件或政策議題上的反映。當經濟波動不斷減幅直到失去動能、且社會分化日益固化的時候，一種不良的政治週期就可能浮現：黨派精英們想方設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財政收支能力下降、貧富差距擴大以及認同分化的多重制約，公共政策左右為難，往往“順了姑情逆了嫂意”，難以滿足的大眾就會改變政黨偏好，拋棄一個政治明星，捧起另一個政治明星。這是一種缺乏經濟持續增長和整體福利擴張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認同矛盾則損耗愈重，沒有贏家，都是輸家。基本上，這就是八年來馬英九和國民黨的執政命運。現在蔡英文一腳踏進這個週期，身處台灣政治摩天輪的週期迴圈結構之中，她能擺脫馬英九的命運模式嗎？
本文從亞太經濟整合背景下台灣經濟動能的流失、社會多重分化與公共治理困境的形成等全面透視2016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的經濟社會根源，系統分析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運勢。
亞太經濟整合中的孤島：台灣的經濟動能是如何喪失的？
台灣經濟：從“奇跡”到“邊緣化”
雖然“中華民國”政權於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位，但在此後二十多年裡，蔣經國、技術官僚以及中小企業家共同打造的“台灣經濟奇跡”提升了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走向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台灣外貿讓人們發現這個地處東方冷戰前沿的島嶼居然是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分子，它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閃亮經濟地位讓各國精英油然而生敬意，源自日本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高帽被奉送給台灣及其東亞鄰居。在自由市場和計劃經濟之外，人們在這個地區仿佛發現了人類經濟發展的第三條道路——一種兼具政府干預與市場動力的混合經濟模式。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台灣的所謂“發展型”並不如日、韓那樣典型，蔣經國治下的不少產業政策並沒有奏效，不過是搭上戰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擴張的順風車而已，因而資本、技術、品牌、市場四頭在外而只有生產一頭在內的“代工生產”（OEM）在台灣十分興盛。①九十年代以來，台灣的資本有所豐厚，半導體產業領先全球，但是知名科技品牌寥寥無幾，同時世界和亞太區域市場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台灣的中小企業在國際上難以應對更加激烈的貿易競爭。
李、扁以來的戰略失敗與失誤
最近二十年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迅猛發展期，但是台灣的外貿榮景卻逐日黯淡，產業競爭力下滑，台灣經濟增長乏力，在世界經濟中日益邊緣化。一個重要的系統性原因是WTO多哈回合談判破局，區域經濟合作與雙邊經濟合作快速興起，各種自由貿易互惠協議重新塑造了亞太、亞歐的經貿格局，而台灣卻與這波互惠自貿浪潮擦身而過。這其中有政治因素的影響——台灣作為非主權國家實體本身並不自動有資格簽署FTA官方協議，並且國際社會認識到如果北京認為與台灣簽署FTA有悖於一個中國原則，那麼沒有一個國家會和台灣簽署此類協議。②反過來說，如果台灣能與大陸建立政治互信，在不違背一中原則的前提下大陸並不反對台灣拓展其經貿聯繫，對外簽署具有相當於FTA內容的靈活的貿易協議。馬英九第二個任期內，台灣分別與新加坡、新西蘭簽署的兩個經貿合作協議，與日本也簽署了租稅協議。因此，這個政治因素其實不全是阻礙因素，端賴台灣領導人如何協調兩岸關係與對外經濟合作。
從這個角度上說，李登輝和陳水扁的戰略失敗應為台灣經濟的邊緣化和孤立化承擔主要責任。一方面，他們在與大陸進行國家認同對抗的同時又想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包括“入聯”、“法理台獨”等），結果破壞兩岸政治互信，堵死了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大道。另一方面，他們以美、日和中南美洲邦交國為重點的FTA戰略最終失敗——對美日期待過高，幻想一步到位簽署FTA，結果為十分現實的美日所冷落，與中南美洲五國簽署的FTA則在經貿總量上微不足道，無法提供經濟增長動力。③因此，李扁執政十多年，自毀台灣在整個1990年代孜孜以求的建設“亞太營運中心”的夢想。等到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試圖“積極洽簽經貿協議，融入區域整合，連接亞太、佈局全球”時，中國大陸已經完全崛起，世界經濟版圖已經重劃，上海憑藉著無以倫比的基礎設施優勢以及綜合保稅區（和2013年以後的自貿試驗區制度）制度創新優勢早在加速推進“亞太運營中心”了。
最近八年來，馬英九在兩岸政治互信建設上是有貢獻的，因此能夠善用兩岸經貿合作拉動台灣經濟復蘇，脫離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無底深淵。但是，馬英九及國民黨領導層在兩岸關係上也存在目光短淺的戰略失誤，失去了更好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良機。
首先，馬和國民黨領導層在兩岸關係上只看短期實利，缺乏全盤規劃，沒有闡述兩岸經貿利益之外的更多的和平發展紅利：一是台灣近年來的宏觀經濟穩定中兩岸投資、貿易貢獻最多；二是台灣的中下階層、中底端服務業、中南部實際也從兩岸經濟社會交流合作中獲得很大的有感收穫；三是大陸給與台灣中青年世代廣闊的發展機遇。馬政府基本只看重第一點，對第二點缺乏全面闡發，對第三點卻是限制多於鼓勵。更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來兩岸和平發展讓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涉外交往得到大幅改善，得以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和亞太經濟整合事務，這些經濟之外的重要收穫基本被馬眼中的短期利益掩蓋了。
其次，馬英九沒有抓准台灣民眾擔憂兩岸關係的關鍵——安全風險，因此沒有決心和良方去引導台灣民意。這裡所說的“良方”還不是指恢復那部被陳水扁凍結的“國統綱領”（這本來是馬英九應該去恢復的，但我懷疑即便恢復了也無法發揮作用），而是指更加務實的兩岸和平協議。兩岸和平協議的文本，不管如何草擬，不可避免要對兩岸和平共榮和台灣的安全保障做出明確規定，其最大的功能還不在於開創“和平”，而在於官方“協議”將能引導民意。因為和平乃是兩岸現實，目前最缺的是兩岸官方的共同認證——這是民眾政治信心的重要來源。兩岸和平協議必定是兩岸官方授權且認可的政治協議，將賦予含糊不清的兩岸政治關係一種政治確定性，能夠為台灣民眾激發出安全信心。惟其如此，台灣民意才能更加正面地看待兩岸經貿合作、社會交流以及共同的涉外關係，才不至於受少數人的肆意矇騙。此外，加上由於台灣政黨惡鬥而導致“自由經濟示範區”法案遲遲未能通過，馬英九的“黃金十年”規劃終成泡影，台灣只能原地徘徊，眼睜睜看著台北市和高雄港一日日沒落下去。
二十年一晃而過，如今韓國、新加坡成為簽署FTA最多的兩個亞太國家，韓國甚至以人口規模超過5千萬、人均GDP超過2.8萬美元的底氣自詡為“中等強國”，出面籌畫世界級的“中等強國聯盟”。而台灣老一輩還在回味當年的“小龍”光景，新生代卻不得不面對失業和低薪的苦楚，並且盲目地把問題的源頭指向本來對台灣有利的兩岸經貿合作。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直接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當作替罪羔羊。今天，台灣成為亞太經濟整合中的政治經濟孤島，除了資訊產品由於WTO資訊技術協議（ITA）享有免關稅保障之外，難以為重要產品進入各國市場爭取到優惠關稅待遇，產品競爭力以及原有的產業優勢不斷流失。唯一因政治考慮持續給與台灣巨額貿易入超的中國大陸，其龐大市場原本是台灣企業獲得新生的“美麗新世界”，但是隨著東盟-中國FTA和中韓FTA的生效，與韓國、東盟出口產品同質性極高的台灣產品面臨著被擠出大陸市場的危險。兩岸ECFA的實質是自由貿易加產業合作，不過只是一個框架協議加少數早期收穫成果，兩岸自貿的實質內容都在後續的服貿協議和貨貿協議談判裡。現在服貿協議已被抹黑，貨貿談判遭到凍結，台灣的經濟動脈受到了鉗制，而黑手就在台灣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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