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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990-2015年台灣經濟增長和景氣對策信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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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996-2014台灣對大陸投資佔對外投資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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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台灣家戶五等分組所得差異變化（1980-2014年） |
經濟波動與蔡英文執政根基
在亞太經濟整合進程中的落伍，以及兩岸經濟合作中的進展與局限，使得台灣歷經四十年左右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後快速陷入了一個明顯的經濟波動期（而非簡單的停滯或者下滑）：經濟短期增長之後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後由於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復蘇，但又往往反復變動（參見圖1）。這是這個淺碟型開放經濟體受快速變動的全球經濟形勢衝擊的結果。要不是近年來不斷壯大的兩岸經貿聯繫為台灣注入巨額入差的話，台灣很難會有多次短暫的復蘇。
圖1：1990-2015年台灣經濟增長和景氣對策信號
外貿的萎縮對以出口為命脈的台灣經濟來說無疑是致命的，因為自2010年以後台灣的低端出口產品面對東盟國家時已無優勢，高端產品例如面板、電子零配件、晶片等機電產品面臨韓國的激烈競爭，甚至有逐步失去大陸市場之虞。同時，大陸科技產業也有自身的發展需求，台商聞之色變的“紅色供應鏈”開始崛起。如此，作為台灣經濟頂樑柱的電子信息產業的競爭力優勢即將不保。同時，在台商和外商投資信心不足的時候，在消費能力受就業不穩、薪資停滯的時候，在生物科技、醫療、文創等產業不足以支撐起台灣經濟大廈的時候，在台企無法突破代工生產模式的時候，台灣從經濟短暫波動走向持續下滑的可怕前景並非不可能。2015年台灣GDP已經保不住1%的增長率，預估2016年也難有大的起色。
這就是2016年民進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蔡英文今後無法擺脫的經濟夢魘。在這樣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狀況下，近年來，台灣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不斷下滑，已從最高峰的1990年的25%掉到目前15%左右。這意味著政府的財政能力不斷下降，刺激和支持經濟發展的能力將隨之下降，同時民生福利幾無提升之機。台灣財政的經濟發展支出佔總支出的比例已從1993年的31%的最高峰攔腰落到2014年15%的低谷；民生福利支出的佔比則從九十年代初的不足10%逐漸爬升到2011年的近20%，但此後四年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④這說明台灣官方除了維持既有福利現狀以外，已無餘力再根據社會結構的變化增添福利專案或者擴張福利基礎。而蔡英文競選主張中的20萬戶社會住宅建設、青年創業、邊緣群體照顧、都市更新加速、北中南部均衡發展等無一不需要大量的財政資金支持。如此狀況，巧婦焉能做無米之炊？
圖2：1996-2014台灣對大陸投資佔對外投資百分比
因此，蔡英文當選後，一邊在絞盡腦汁琢磨兩岸政策說辭，一邊在想方設法準備出手刺激經濟動能。假如台灣經濟狀況繼續低迷下去，政治摩天輪的轉動只會加快，不會暫停，而馬英九的今天將會是她的明天。因此，對蔡英文來說最現實的選擇，就是既要設法穩定兩岸經貿關係現狀，也要爭取台灣工商界的投資信心和配合。這兩方面是她從選前到就任初期投入精力極大的工作。因為有經濟實務經驗的人都會看出，她近年來所主張的“內需經濟”、“以創新為動能的經濟發展模式”等理念，落到實處無非都市更新、醫療照護、精緻農業、民宿服務、物聯網、新能源等具體的產業，要麼產值弱小，要麼緩不濟急，不足以扛起突破台灣經濟困境的重任。近來，她在多個縣市闡述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的發展策略，提出將在台灣北中南部同時打造五大產業創新體系，涵蓋綠色能源、防務產業、生物醫藥、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等，希望讓各種產業政策同時發揮作用，堆大“柴火”驅散景氣寒流。但其致命缺陷在於無視外貿的萎縮和大陸市場的流失，因為沒有市場的創新是沒有產業生命力的，而台灣內部狹小的市場不足以支持蔡刺激經濟動能的產業計畫。此外，她十分渴望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PP），但由於TPP在勞工、環保、政府採購等方面標準極高，台灣能否順利加入還有很多變數，而且即便加入也很難短短幾年就能幫助台灣經濟脫困。所以，目光只能回到兩岸——今後兩岸經貿關係仍然是台灣發展的最重要動力源。根據我們的實證研究，十多年來，台灣對大陸的投資佔對外投資的比重始終保持在60%以上，對台灣GDP增長的貢獻率最大的是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其次是對大陸的出口。⑤可見兩岸經貿攸關台灣經濟命脈。
如此，經濟問題再度回到政治層面：如果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不能得到大陸的信任，如果繼續擱置兩岸服貿、貨貿，那麼台灣所佔有的大陸市場份額遲早落入其國際競爭對手的手中。更何況，由於她迄今不承認“九二共識”，台商和外商普遍投資信心不足，大都停足觀望兩岸局勢，有的甚至準備撤資台灣，這對今後台灣經濟發展都是雪上加霜的事。
分化社會的治理困境：民進黨如何應對公共治理的挑戰？
貧富分化在台灣
短期的經濟波動和中長期的增長乏力導致台灣社會的貧富分化不斷擴大。近年來，不管按十等分還是五等分，台灣家庭的最高所得組（組V）與最低所得組（組I）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參見圖3）。台灣在工業化時期沒有階級固化的弊病，但是在經濟波動的年代，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台灣的中產階級出現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發展成高收入群體，另一部分則掉到低收入階層。⑥
圖3：台灣家戶五等分組所得差異變化（1980-2014年）
對執政者來說，貧富分化社會的最大難題是政府主導下以社會公平為取向的二次分配永遠抵消不了基於市場效率原則的一次分配對既有分化的強化，因此弱勢群體的相對剝奪感是永遠存在的，理性的公共政策逃脫不了感性的不公平認知的扭曲。在選舉競爭的年代，這種相對剝奪感和政策扭曲只會得到強化，而非減緩，因為社會的政治張力的加強有利於候選人塑造敵我分野的陣營格局，進而動員投票並收割選票。這是台灣民主化以來政治發展的基本邏輯之一。
民進黨的新定位
蔡英文帶領下的民進黨深諳此道。從2010年底“五都選舉”開始，蔡英文和民進黨就努力擺脫陳水扁“政商勾結”的不良形象，追求“中間偏左”的政黨定位，親近社會中下層和弱勢群體，極力訴求“公平分配”、“社會正義”的選舉主軸，竭力把馬英九當局描繪成獨厚資本家的“右翼政府”。⑦最近五年來，階級論戰的話語在台灣大小選舉動員中十分流行，社會公平分配問題一度代替“政治不正確”的族群認同話語成為政黨論述的利器。⑧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情，因為從基尼係數、大島指數等常用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來看，台灣的貧富差距問題並不比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國家嚴重，何以公平分配和階級話語在台灣如此盛行？甚至衝擊到了兩岸關係？一個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認同、世代、地域等分化問題加碼作用於貧富分化問題，使其凸顯出來並且通過學運/社運舞台加以傳播，從而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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