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14日，在陝北的毛澤東給北平的宋哲元寫了一封信，對宋哲元“情殷抗日”表示讚賞，褒揚他“面對日本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同時進攻下獨力支撐，不為強寇與漢奸之環迫而喪所守”的決心，稱他和29軍全體為“真正之抗日英雄”。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軍全體官兵向全國發出“抗日通電”，表示“哲元等分屬軍人，責在保國。謹率所部枕戈待命，甯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奮鬥犧牲，誓雪國恥”。最初的直接作戰還是在1933年1月2日“榆關事件”後。奉張學良令，宋哲元率剛改編成中央軍的29軍移駐北平以東駐防。這時候的日本關東軍剛剛調集4個師團，糾合偽滿洲國軍隊總計10萬餘人，分三路向熱河進攻。
一面是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率部逃脫，一面是宋哲元奉張學良電令死守長城要隘喜峰口、羅文峪。未來“七七事變”中29軍的主要將領趙登禹等人此時幾乎都在喜峰口戰事中亮相。由於裝備落後，29軍甚至以冷兵器作為主戰武器之一，以3個師的傷亡換來的“喜峰口大捷”雖然是一場慘勝，但當時日本《朝日新聞》做了這樣的評論:“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來未有之侮辱。”
但喜峰口的勝利未能阻止中央軍第17軍3個師在古北口的失利。中國軍隊全線崩潰後，1933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對東三省的佔領，並將冀東、察東列為“非武裝區”，任由日軍進入。對此宋哲元曾自問：“為什麼我們30萬大軍打不過5萬日本軍？”
雖然在喜峰口英勇作戰，但1935年被授為陸軍二級上將、任平津衛戍司令、冀察綏靖主任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卻還是希望能“和平解決”。1934年連續發生的“察東事件”、“河北事件”和“張北事件”，迫使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步步退卻。1935年6月10日，國民政府同日本簽訂《何梅協定》，同意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及黨務、特務機關從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屢生事端”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職務。在《何梅協定》簽署後，中央軍黃傑、關麟徵兩軍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現權力真空。此時北平周圍除了29軍，已經沒有其他中國軍隊。
此時的宋哲元命師長馮治安行軍趕到北平，將張自忠的38師調到天津周圍，趙登禹132師調往河北省任丘一帶，由29軍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爾等地。日本人默許了宋哲元的行為，試圖利用29軍曾長期受南京政府排擠的背景，在“華北自治”運動中得到宋哲元的配合，讓華北成為第二個滿洲國。日本人幾乎得手。1935年日本製造的“華北事件”，最終迫使南京國民政府完全讓步，在放棄東三省後再次在華北放棄主權。29軍於是成為日後“七七事變”中方主角，面對強大的日本華北駐屯軍。
不過日軍所有的算計最終還是沒想到，宋哲元在動搖中最終愛國信念佔據上風。1936年冬，日本華北駐屯軍以北平、豐台為假想目標舉行軍事大演習，29軍也同時舉行對抗性大演習。雙方兵力在無形中轉換，日軍演習部隊為1萬餘人，29軍演習部隊為5萬多人。到1937年春，大量關東軍入關，平、津日軍增加到三四萬人。29軍由於對自身實力的高估，導致對日軍備戰產生疏忽。1937年5月，宋哲元離開北平回山東樂陵老家養病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了。
趙登禹是最初犧牲的29軍高級將領之一。長城抗戰後，第29軍被調回察哈爾省駐防，趙登禹因戰功卓著被擢升為132師師長，並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七七事變”後，29軍試圖在8月1日發動反攻，趙登禹在29軍軍事會議上被命令率部進攻豐台，張自忠則被命令攻擊天津海光寺。但日軍於7月28日淩晨提前全線進攻，29軍面臨倉促迎戰和不能退卻的兩難。此時的趙登禹為南苑指揮官，與副軍長佟麟閣負責指揮南苑部隊。7月28日，日軍對南苑的進攻，趙登禹部只有29軍衛隊旅和軍訓團學生隊。變數發生在撤退途中。日軍發現趙登禹部準備向北撤退到大紅門，便提前在南苑到大紅門的公路兩側設伏。趙登禹乘車向大紅門撤退時被炮彈擊中，炸斷雙腿殉國。同一天犧牲的還有29軍副軍長佟麟閣，他的遺體最終在中國紅十字會的努力下，被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在永定門外找到。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29軍曾經擁有5個師，共計48個團、10萬以上的兵力，僅張自忠的部隊兵力就有3萬人。29軍士兵普遍裝備捷克式步槍，配備有德式伯格曼衝鋒槍和二十響駁殼槍，一度號稱中國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之一。但當時的華北，也許沒有一個人清醒意識到對手的力量。29軍高級將領馮治安後來回憶“七七事變”的起因，談到部下吉星文團長曾電話請示他如何面對日軍在7月6日夜晚的挑釁。馮治安說:“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寸土都不許退，可采武力自衛及斷然處置。國家存亡，在此一舉;設若衝突，盧溝橋即是你們的墳墓！”
中國的全面抗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實際上是在中國軍人缺乏預見和準備，卻堅決的反擊中揭開。(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