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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正在被民粹主義與左翼社會思潮綁架，束縛着台灣發展的動能。 |
中評社╱題：當前台灣“左翼社會思潮”特徵及影響——兼論台灣政黨社會屬性與“激進左翼政治勢力”的主張 作者：王建民（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長期以來，海峽兩岸尤其是大陸涉台學者觀察與研究台灣社會與政治，主要從藍綠（統獨）二元視角分析，核心又是政黨及國家認同問題，很少從社會思潮及經濟社會政策主張視角分析，也很少從現代政黨的社會屬性即政黨的左翼與右翼特性分析。與近年中國大陸出現的社會思潮及對社會政治影響有限不同，台灣社會思潮的發展與蔓延，尤其是持續多年的民粹主義思潮與近年迅速興起的“左翼社會思潮”（這兩者結合形成“激進左翼社會思潮”）及“激進左翼社會政治力量”的興起，對台灣社會政治以及兩岸關係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2014年底，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藍營的國民黨大敗，綠營的民進黨與“外白內綠”的柯文哲大勝，原因眾說紛紜，有“教訓老馬論”、“線民決定論”、“青年人決定論”、“白色力量興起論”，等等，其實均是表面現象，只是一個側面的表述，未能抓住問題的本質。其實，這一選舉結果的關鍵是台灣“左翼社會思潮”與台灣本土化政治思潮（可以稱為“台灣民族主義”思潮）在特定時空下相結合的產物。這樣才能正確回答：馬當局在兩岸及國際事務領域功績卓越（在經濟社會改革領域也有進步），卻被視為代表大財團的“右翼”政黨及非本土化政黨），國民黨大敗、無所作為及“為反對而反對”、卻被視為代表弱勢群體的“左翼”政黨與“愛台灣”的本土化政黨民進黨大勝的關鍵；也才能正確回答：“首投族”及青年人為何不支持更年輕的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而支持更老些的柯文柯。本文主要針對台灣“左翼社會思潮”的主要社會特徵、主要政黨屬性、“激進左翼社會政治力量”及影響進行初步分析。
台灣社會的“公平正義”至上
與“平均主義”的左翼化傾向
高舉“公平正義”大旗，將“公平正義”視為至高無上的社會價值，甚至出現某種“平均主義”思想傾向，成為當下台灣“左翼社會思潮”的典型時代特徵。重新在野後的民進黨以及新興的諸多公民團體，不斷強調居住正義、司法正義、分配正義、世代正義等，可以說口號與主張無所不強調“公平正義”。
台灣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競爭原則，即強調自由競爭與個人奮鬥。在資本主義將競爭機制置於崇高地位之下，每個個體可以憑藉自己的奮鬥與努力，向上流動，進入中產階級甚至上層社會，社會可激發創造力，從而推動經濟社會向前發展。這種制度必然會造成不同階級或群體之間的差異與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也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大社會弊端。
然而，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發展步伐放慢及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不同群體與階層利益差距拉大，於是“公平正義”逐漸成為一種社會主流聲音，一種新的社會價值追求，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在當今的台灣，只要高舉“公平正義”大旗，就沒有人敢反對，沒人敢否定，就像高舉改革與民主大旗一樣，沒有人公然對抗台灣民粹主義盛行下的“公平正義”。於是在台灣，不僅大財團與富人，而且社會福利待遇較好的軍公教階層似乎也成為特權階層，成為眾矢之的，成為反對與打擊的對象。特別是在綠營政治人物的有意操作下，造成社會上普遍認為公務員退休金優惠存款利率（特殊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是特權，公務員年終獎金偏高不公平，軍公教年終慰問金不合理，勞工退休金待遇與公務人員退休金待遇相差太大，不公平，要改變，要調整。於是，取消大多數公務員的年終慰問金，公營企業員工年終獎金被砍半，公務員的年金制度改革要向勞保年金制度看齊，搞得公務人員人心慌慌，社會和諧氣氛消失殆盡，不同群體與階層之間的矛盾增大。其實，每一個國家（地區）或社會，公務人員是高知群體，教育水準高，屬精英階層，是在激烈的競爭中通過正式（國家）考試進入這個群體的。自然，這個群體待遇普遍較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全世界均是如此。但在今天的台灣，卻要大搞社會平均主義，要勞工群體與軍公教人員待遇看齊，以符合所謂民粹主義背景下的“公平正義”原則，這是“左翼社會思潮”在台灣氾濫的直接結果。
台灣勞工團體組織的“勞工秋鬥”遊行活動，公開打出的最主要政治訴求就是“人民向左轉”，主張應該尋找“社會公平正義，分配正義”的“左派價值”。去年反高房價與爭取居住權的台灣“巢運團體”的抗議口號是“滅金權，爭公平”。這種“向左轉”的思維與主張，是台灣經濟發展走向衰落、民眾生活壓力增大背景下台灣社會出現的一種新現象，是“公平正義”社會價值過度理想化影響的必然結果。
“公平正義”在台灣已有異化、民粹化與政治化傾向，有濫用的危險，從而有“激進左翼化”趨勢。在當下台灣出現了種種“正義”之說，任何人都可以“正義”之名爭取所謂自己的權益。如反高房價者要求“居住正義”，勞工主張“勞工正義”，弱勢群體要求“分配正義”，年輕人主張“世代正義”，犯罪者要求“司法正義”，等等，一切已無所“不正義”。這種“左異社會思潮”已經影響到台灣當局的政策趨向與台灣社會經濟發展。
反對貧富差距與“反商仇富”氣氛蔓延
反對貧富不均與貧富差距擴大，甚至“反商仇富”成為台灣“左翼社會思潮”另一典型特徵，而且在持續蔓延與發展。
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仇富”是一種普遍現象，總是有“富者不仁”的意識，追求公平正義與平均分配是基本的社會理想。在台灣，這種社會意識同樣根深蒂固，今日更為盛行，普遍存在“仇富”心態。在民粹主義高漲的背景下，目前台灣“反商仇富”更是甚囂塵上，大行其道。當然在台灣“反商仇富”背後還隱藏著一股“反馬”與“反中”的思想意識。
馬當局推動的諸多財經政策與經濟改革（包括兩岸經濟合作），主要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是為了全民利益考慮，但卻常常被批為“圖利大財團”，這一沉重的政治紅帽子，讓執政的馬當局與國民黨處境困難。為刺激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與吸引投資，馬當局大幅修法，將遺產贈予稅從原本最高級距達50%的稅率一舉降為10%的單一稅率，結果被外界認為是“圖利財團”，廣受指責與批判。台灣曾引以為自豪的高鐵如今面臨破產危機，台有關部門提出改革方案，民進黨又給扣上“圖利財團”的大帽子，國民黨“立委”再也無法承受這樣的政治壓力與無端指揮，決定妥協，不支持行政部門提出的改革方案，讓這一改革在“立法院”宣告流產。近年台灣不斷爆發食品安全事件尤其是2014年知名大企業頂新集團的“餿水油事件”，再次引起民眾對台灣大企業、大財團的不滿，“反商仇富”情緒更加高漲，出現了“滅頂運動”，朝野上下全民一致，不是針對具體涉案的公司企業進行懲罰，而是指向經營範圍涉及商業、地產與電信等整個集團，要徹底消滅頂新集團。
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柯文哲選舉團隊將這場選舉定性為“庶民與權貴”之爭，即將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視為“權貴”的代表與典型，是權貴富家之子（前“副總統”連戰之子），家產豐厚（報導有數十億元新台幣），不用自己努力，就可開名車住毫宅（台北最有名的超級豪宅帝寶），有錢有勢，在反權貴的“左翼社會思潮”高漲的背景下，連勝文註定要輸掉這場選舉。同樣，有“權貴”背景的國民黨籍桃園市長候選人吳志揚與一大批大財團公開支持的國民黨籍台中市長選候人胡志強等紛紛敗選。顯然，國民黨這些候選人的“權貴”形象、標籤，在台灣社會出現反權貴、反舊勢力及“反商仇富”的社會思潮下，國民黨“藍二代”的敗選就成為必然。柯文哲則被塑造為“庶民”（其實也是富裕之家）的代表，是反權貴的英雄，代表弱勢群體與勞工的利益，而且是超越藍綠的“白色力量”，勝選也就順理成章。
新當選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展現強勢施政風格，向大財團開戰，即對遠雄、鴻海與富邦等大財團過去與市政府合作開發的工程或建設專案進行重新檢討，全面清查，在“左翼社會思潮”興起的背景下自然贏得市民一片叫好之聲。面對外界質疑“反商仇富”，柯文哲則表示他“不反商仇富裕，只是反對奸商、官商勾結”。問題是前政府與企業的工程項目合作是正常的經濟合作，可能存在問題，但先入為主的扣上“官商勾結”與“圖利財團”的帽子，自然會引起極大爭議，難免有“反商仇富”的嫌疑。柯文哲的施政，有魄力，有新風，但將施政重點放在強勢對抗大財團之上，以贏得選民掌聲，是典型的“左傾”的現象，是民粹主義的表現。在當下，普通老百姓對一個市長對抗大財團感到過癮與解氣，卻不知這種“反商仇富”的行為可能對經濟的傷害。因為在今天全球範圍內，大企業、大財團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無法回避。如果將企業搞跨了，不僅會造成失業，而且會影響經濟發展，最後受害的還是老百姓。如何處理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公平分配的問題，是整個台灣社會需要思考的重大問題，但不能完全受民粹主義與“左翼社會思潮”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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