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做出以上三個重大誤判，當然不是學術水準低下的問題，而是蔡和民進黨人士一廂情願的幼稚表現及政治操弄的結果。這三個重大誤判共同構成了，蔡制定和推行的兩岸關係政策必定失敗的關鍵因素。由於這三個重大誤判，蔡兩岸關係政策制定和推行，從一開始就已深陷盲目自信與實際不可能奏效的相互交織，相互矛盾的嚴重困境。現在已可預料，不僅當前，而且在未來四年中，蔡的兩岸關係政策都不會有重大的實質性調整，不能對其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待。
促使、誘使、甚至迫使大陸“忍受”其“和平台獨”，是蔡兩岸關係政策的總體策略；爭取時間，強化台灣島內的“台獨”基礎，是其近期的首要策略
民進黨建黨三十年的歷史，就是一部與國民黨博弈，奪取在台灣執政地位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民進黨形成了重視並善於玩弄策略的傳統，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文化。無論蔡如何刻意淡化，兩岸關係都是其能否穩定執政、長久執政，最關鍵的制約因素。在蔡不可能改變其“兩國論”理念和立場，因而必然導致兩岸關係嚴重威脅其執政地位的形勢下，通過精心的策略運用，爭取緩解當前的執政困境，以及爭取未來的變被動為主動，實現“兩國論”的理念，已成為蔡必然的選擇。需要重視的是，2015年1月至今的事實表明，蔡處理兩岸關係的戰略、政策和策略，相互滲透，已經融為一體，難以截然劃分。
從2015年1月蔡作為民進黨主席，在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發表“訓示”，到2016年5月20日就職演講，她在多個場合公開宣示其兩岸關係政策，清楚表現了這一政策定型的過程。這一過程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以貫之的堅決回避“九二共識”、兩岸同屬一中，與對於除此之外的兩岸關係具體論述的不斷調整，始終同時存在於全過程之中。這一現象已受到相當廣泛的關注。有較多人認為，這一現象的出現，反映了蔡試圖“務實”處理兩岸關係，但卻被民進黨內，甚至週邊的“時代力量”等極獨勢力挾持，而處於困境的局面。因此，應該看到並肯定蔡的“善意”，鼓勵其“務實”動向。這些人對蔡520演講的評價，充分反映了他們上述認識。可以說，這些人的認識正是蔡希望得到的，而且也正是蔡上述動作的效果。“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內涵，是兩岸關係不可動搖的政治基礎，是蔡執政後兩岸博弈的最核心問題。如果蔡僅以文字遊戲式的“善意”，卻得以在這個核心問題上“突圍”，當然是其策略運用的重大成功。事實上，蔡當然非常清楚大陸不接受其以“兩國論”為核心內涵的“和平台獨”，但出於其對“兩國論”理念和立場的頑固堅持，以及前述三個重大誤判，蔡又認為有可能通過策略運用，促使、誘使甚至迫使大陸“忍受”其“和平台獨”。所謂“忍受”就是，肯定不認可，不接受，但在各方面權衡之下，又不得不“接受”。蔡一再釋出的所謂“善意”，以及與此同時一再宣揚的所謂“台灣普遍的民意”，就是促使、誘使、甚至迫使大陸忍受其“和平台獨”的具體動作。顯然，促使、誘使、甚至迫使大陸“忍受”其“和平台獨”，是蔡兩岸關係政策的總體策略，即在其策略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並決定了其它不同層次策略的運用。事實表明，蔡推行其兩岸關係政策的各項具體政策運用，都是在這一總體策略的框架中，為實現這一總體策略的具體運用。
當前和未來時期中，兩岸的綜合實力對比，大陸對台灣早已形成壓倒性絕對優勢。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台獨”沒有實現的可能。對此，蔡不可能沒有認識。但蔡作為“理念型台獨分子”，並不是如同當年作為“投機型台獨分子”的阿扁那樣宣稱，“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而是以只做不說的方式，堅持推行其“兩國論”的理念。事實顯示，蔡的主要動作是，堅持“強化台灣的獨立主權國家地位”。在2015年1月到3月，蔡關於兩岸關係政策的公開宣示中，每次都強調，“強化台灣的獨立主權國家地位，是民進黨最優先事項”。由於遭到美國嚴厲批評，2015年4月上旬之後至今突然不再提及這一點。但實際上並不是真的改變。
這一論點的消失，是採取了隱蔽化、分散化處理，即在其執政的各領域，堅持只做不說地推行強化“台灣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的措施。這在蔡5月20日演講中有最充分表現。實際上，對於強化“台灣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的這種推行方式，正是蔡策略運用與政策推行融合的具體表現。爭取時間，強化台灣島內的“台獨”基礎，則是蔡近期運用的首要策略。面對兩岸綜合實力對比相差懸殊的現實態勢，特別是大陸反“台獨”、反分裂的堅定意志，從2015年1月準備參選開始，到勝選和就職，蔡始終採取了在語言和行動上，都避免與大陸直接對抗的姿態。包括：宣稱“保持台海和平”，“保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在現行憲法體制下”，“不挑釁、零意外”，“尊重九二會談歷史事實”，“遵循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等等；而在勝選後，則在民意機構把民進黨版的“台灣與中國協議監督條例”，更名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以及擱置“護照加貼條例”。但與此同時，直到現在，蔡始終堅持回避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內涵，而且就職後立即如筆者預料的，運用公權力推進“去中國化”，宣揚“台灣主體意識”。短短幾天中，即宣佈廢除所謂的“微調課綱”，撤銷對2014年4月學運衝擊行政機關人員的起訴，而且在520當天以台灣發展史為主線的文藝演出中，完全沒有1949年直到1980年代的內容。這些事實清楚表明，蔡的所謂“善意”表現，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兩岸之間立即發生直接對抗，但蔡堅持“兩國論”理念和立場決定了，這只是兩岸“統獨”對抗的台灣島內化，只是為蔡在台灣島內強化“台獨”基礎，包括思想基礎、社會基礎，以及經濟、軍事等“硬”基礎，爭取時間。蔡的這一策略運用，是策略運用與其戰略、政策的融合。
民進黨通過有效的策略運用，在與國民黨的博弈中，成功實現了“以小博大”，再次在台灣島內執政。但如果將之用於兩岸關係，用於兩岸的統“獨”博弈，則必敗無疑。除其它“硬”因素外，關鍵在於大陸洞悉民進黨和蔡本人的策略及其運用，決不會給她留下運用策略的時間和空間。
結論與展望
1、蔡的兩岸關係政策，是以“兩國論”為核心內涵的“和平台獨”政策。終其任期不會有重大的實質性調整。
“兩國論”的要害是否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強調兩岸關係是“兩國關係”。蔡的兩岸關係政策，在堅決回避“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中核心意涵的同時，突出地強調強化台灣“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充分顯示了其“兩國論”的內涵。但蔡的兩岸關係政策不是李、扁“台獨”政策的簡單翻版，雖然都屬於“台獨”政策，但內涵和形式有很多不同。蔡的兩岸關係政策，更突出在不與大陸直接對抗的前提下，強化台灣的“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是“和平台獨”政策。近二十年來，蔡一直堅持“兩國論”理念和立場。同時，蔡認為，當前和未來時期大陸都面臨嚴重的內外困難，國際形勢出現對大陸不利的變化，以及民進黨和她本人得到台灣“多數民意”的支持。此外，蔡還認為，通過策略運用，可以促使、誘使、甚至迫使大陸“忍受”其“和平台獨”政策。所以，蔡不會對其兩岸關係政策做出重大的實質性調整，即儘管可能繼續玩弄文字遊戲，做出某些低姿態性的文字與說法調整，但決不會接受“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
2、蔡兩岸關係政策的推進，以強化台灣“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為主軸，在避免與大陸直接對抗的掩護下，以強化台灣島內“台獨”基礎，以及爭取拓展台灣的國際空間為重點。
儘管蔡刻意淡化兩岸關係對台灣的嚴重、全面影響，但影響無可避免。實際上，從蔡勝選開始，這一影響就全面表現出來，而在蔡開始執政後，表現將更廣泛、深刻。蔡推進其兩岸關係政策，以強化台灣的“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為主軸，即其兩岸關係政策的各個側面，從經濟、政治、安全，到文化、教育等，無一不強調和突出強化台灣“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實際上，就是蔡在各領域的施政，也都以強化台灣“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為核心。蔡十分重視避免與大陸的直接對抗。這當然不是如一些人宣稱的，是蔡展現的“善意”，而是為實現強化台灣“獨立的主權國家”地位，尋求掩護、爭取時間。事實顯示，蔡已開始著手強化台灣島內的“台獨”基礎，包括“軟基礎”，即通過“去中國化”、宣揚“台灣主體意識”等確立“台獨”的思想基礎、社會基礎；“硬基礎”，即“擺脫對大陸經濟依賴的台灣新經濟”，以及可“阻嚇大陸對台動武”的軍事實力等等。可以預料，這些行為將貫穿蔡執政的始終。
3、兩岸關係已進入新對抗時期。兩岸的統“獨”對抗將更複雜、更深刻。但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進程不會逆轉，蔡的兩岸關係政策必將完全失敗。
“理念型台獨分子”蔡英文在台灣島內執政，推進其以“兩國論”為核心內涵的“和平台獨”政策，標誌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暫時受阻，兩岸關係進入新對抗時期，即兩岸的統“獨”對抗再度激化，但其內涵和形式出現新變化，與李、扁執政時期有很多不同。在新對抗時期，兩岸的統“獨”對抗更複雜，主要是在兩岸之間直接統“獨”對抗有所減少的同時，統“獨”對抗台灣島內化，正在成為對抗的主要形式，即蔡利用公權力，在島內大搞“去中國化”，宣揚“台灣主體意識”等強化“台獨”基礎的動作，正在成為統“獨”對抗的主要形式；而更深刻，主要是兩岸統“獨”對抗台灣島內化，越來越多地涉及台灣民眾的思想意識，台灣的社會、文化等兩岸關係的深層領域。
但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暫時受阻，並不意味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進程發生逆轉。事實將更清楚地顯示，兩岸綜合實力對比消長變化，大陸的壓倒性絕對優勢將更突出；蔡作為其兩岸關係政策基礎的三個重大誤判的不利後果將更加明顯；蔡企圖用以實現“以小博大”，變被動為主動的策略運用，效果將日益減少。顯然，蔡的兩岸關係政策必將完全失敗。可以肯定，在經歷了蔡執政導致的曲折後，中國完全統一進程的推進，必將更順利，甚至可能更迅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8月號，總第22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