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美摩擦與合作同時存在、同步發展，但合作是中美關係主流，中美關係保持總體穩定。
近年來有中國學者提出了中美關係是競合關係的論述，即競爭與合作同時存在關係的論述。這一論述比認為中美已經陷於對抗、新冷戰的論述，更符合中美關係的現實狀況。但這一論述仍然只停留於中美關係現狀的描述，非常有必要做深入分析，才能據以把握中美關係發展的大趨勢。
根據前述對2013年以來關於中美摩擦與合作的分析，首先可以確認，中美摩擦與合作確實同時存在，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確認，幾年來合作一直是中美關係的主流。由於安全摩擦的敏感性，所以中美安全摩擦一旦發生，特別是大為增多、加劇，迅速受到廣泛關注，使之具有了明顯超過實際水準的影響，似乎成為中美關係主流。但實際上幾年來儘管中美安全摩擦大為增多、加劇，但這些摩擦都受到中美兩國的有效管控，沒有一件擴大、惡化成為衝突和對抗。同時中美合作在廣度、深度上都持續推進，一直是中美關係的主流。2013年以來，中美關係一直保持總體穩定，就是中美合作居於中美關係主流的最重要表現。
2013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發展變化顯示，在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的大框架中，正在形成中美合作主導下的中美摩擦與合作保持動態平衡的新常態。這是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中美關係最基本的特點。不僅中美關係史上前所未有，近現代國際關係中也前所未有。
影響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中美關係的主要因素
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中國、美國以及整個國際社會都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這些變化直接、間接影響了中美關係。其中，中美綜合國力消長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中美各自相關政策的調整，是中美關係變化的基礎，而中美關係的戰略判斷，則是決定性影響因素。
1、中美綜合國力消長變化開始出現歷史性轉折，是基礎性影響因素。
由於歷史的原因，長時期以來，中國在世界上一直處於經濟、科技、軍事落後的狀況，中國作為大國的綜合國力在很大程度上主要表現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人口巨大數量，以及社會政治制度形成的強大凝聚力及行動力。中國與美國這一世界第一經濟、科技、軍事大國比較，綜合國力的差距十分突出。所以，長時期以來，美強中弱一直是中美綜合國力對比的基本態勢。長時期中，這一態勢構成了中美關係的基礎，對中美兩國，尤其對美國的相關戰略、政策和策略，甚至思維方式一直有著重大影響。
但進入21世紀以來，中美綜合國力消長變化，開始出現歷史性轉折。自上一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現代化進程，積累的巨大能量進入21世紀後井噴式迸發，中國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都實現了全面、較快地持續增長。以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標誌，中美綜合國力消長變化，開始出現歷史性轉折，即雖然美國GDP總量繼續明顯大於中國，但差距已經大為縮小，而且還在持續縮小之中（見表2）。與此同時，中國的科技、軍事領域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與美國的差距開始明顯縮小。
雖然中國與美國的綜合國力仍然有明顯的差距，但由於在中美綜合國力對比中，美國是被追趕、被平衡的一方，所以當差距明顯而且不斷縮小時，美國產生了強烈反應。在過去四年中，美國的反應集中而且強烈，並對中美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方面，美國政府，包括美國軍方以及經濟界、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更充分認識到中國、中美關係對美國乃至對世界日益增大的重要影響，因而實際上更重視保持中美關係穩定和推進中美合作，這正是四年來中美合作一直是中美關係的主流、中美合作包括軍事合作持續推進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美國各界的不少人對中美綜合國力差距明顯縮小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甚至恐懼感，不僅已相對沉寂較長時期的“中國威脅論”再度泛起，而且還有新的發展，諸如“新興霸權國家與守成霸權國家之爭”、“中美關係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等言論廣為流傳。這些為中美安全摩擦大為增多、加劇，中美關係進入新的摩擦多發期提供了基礎和支撐。
需要認識到，中國的強大、綜合國力的增強，是中國發展的歷史必然，是任何外部力量無法遏阻的。美國應理解、接受、順應這一歷史大勢，對自己的心態、戰略、政策和策略做出相應調整，而不是試圖遏阻中國的發展。這將有利於中美關係持續穩定發展，中美合作不斷推進是最有利於美國的選擇。
2、中美領導人各自對於中美關係的戰略判斷是決定性影響因素。
歷史事實證明，中美領導人各自對於中美關係的戰略判斷是中美關係的決定性影響因素。戰略判斷最主要是對於中美共同戰略利益與戰略利益衝突的判斷。這種戰略判斷在外部環境和中美各自發生重大變化、因而中美關係面臨重要轉折時尤為重要，影響尤為重大。上一世紀50年代初，冷戰剛開始不久，當時的美國杜魯門政府做出錯誤判斷，導致了此後中美嚴重對抗；上一世紀70年代初，美國尼克松政府做出正確判斷，並得到中國領導人大力支持，共同開啟了在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戰略利益基礎上，中美友好合作的新局面，對中美兩國、對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積極影響。這兩個經典的歷史事實，從正反兩方面清楚證明了，中美領導人對中美關係的戰略判斷對中美關係起到決定性影響。
冷戰結束以來二十多年，中美兩國和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導致中美關係多元化、複雜化，對之做出正確戰略判斷十分困難。冷戰結束引發的中美關係最重大變化，是因蘇聯解體，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中美關係戰略基礎不復存在，長期被掩蔽的中美之間諸多矛盾暴露出來。面對這一重大變化，中美兩國領導人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戰略判斷，既有重要共識，又有明顯差異。最重要的共識是中美兩國領導人都堅持認同，即使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共同戰略利益不復存在，中美關係的穩定、中美合作的持續發展，仍然對兩國、對國際社會都極為重要，必須維護、保持；最明顯的差異則是，對於冷戰結束後大量暴露出來的中美之間諸多矛盾，中國堅持應通過平等協商予以處理，而美國則堅持強加於人，企圖迫使中國屈服。這導致冷戰結束後的近二十年中，中美關係既鬥爭又合作、既摩擦又協調，鬥爭而不破裂、摩擦而不對抗的局面，並且出現兩個摩擦多發期，但中美關係保持了總體穩定，中美合作持續推進。
在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主要是2013年底以後出現的中美關係新的摩擦多發期，具有比前兩個更為複雜的背景，即如前所述的，這一摩擦多發期出現於中美綜合國力差距開始明顯、不斷縮小基礎上。這是中美關係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歷史性轉折。面對正在出現的轉折，中美兩國領導人分別對當前和未來中美關係做出了各自的戰略判斷，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各自相應的政策。習近平2012年2月訪美期間就提出，“寬闊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並在此後每年的歷次習奧會中，都強調了中美共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的戰略主張；2012年2月奧巴馬會見習近平時表示，“我堅定地致力於推進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美中合作夥伴關係。美方歡迎中國和平發展，認為一個強大、繁榮、穩定的中國有利於亞太地區和世界的繁榮與穩定。……在當前形勢下，美中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合作至關重要。”事實已表明，在此後的幾年中，奧巴馬基本延續了他的判斷。顯然，中美兩國領導人做出了相近的戰略判斷，即在21世紀的世界上，保持並強化中美關係的穩定，持續推進中美合作是中美最重大的共同戰略利益。因為在極其多元、複雜的21世紀的世界上，中美都面臨大量重大的共同挑戰，需要合作，也可以合作，以謀共贏。首先是中美都面臨各自在21世紀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性挑戰；此外中美還共同面臨一系列新型的挑戰，如國際反恐、防止核擴散、防治氣候變化、管控地區熱點衝突、保持世界經濟穩定有序發展等等。
中美兩國領導人對於中美戰略利益衝突的戰略判斷有明顯差異，但又有可以協調的空間。2012年3月，美國重要的中美關係學者指出，“美國的決策者們也認為中國的未來具有不確定性，並據此產生擔心，引發辯論。”實際上，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不斷強大態勢日益明朗，美國政界、軍界、學術界、輿論界就出現關於中國、中美關係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熱烈討論。與此前類似的討論、辯論不同，這次討論的焦點，主要不是當下中國對美國的“威脅”，而是未來時期,例如,2025年,2030年,甚至2049年,中國可能對美國的威脅。這些辯論對奧巴馬的對華戰略、政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最突出的就是提出並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同時，這些辯論引起了中國對於美國遏制中國戰略企圖和動作的嚴重警覺，並開始採取相應對策。總之，這些辯論起之於中美戰略互疑，又進一步加深了中美戰略互疑。所以，戰略互疑是中美重大戰略利益衝突最集中、最重要的表現。但是，由於戰略互疑導致的中美各自的應對舉措，主要都是預防性的，而不是現實對抗性的，所以沒有引發中美嚴重的現實對抗，並存在相互協調的一定空間。顯然，中美兩國領導人延續並進一步強化了關於中美關係，特別是中美合作重要性的共識，但同時美國決策者存在對中國不斷強大的日益嚴重的疑慮。中美兩國領導人的上述戰略判斷，決定了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摩擦與合作同時存在、同步深化，但合作一直是中美關係主流，中美關係保持總體穩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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