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奧巴馬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是直接但有限的影響因素。
2013年底以來，美國公然介入東海、南海爭端，特別在2015年10月以後，美國先後5次派遣艦、機，進入南海中國島礁鄰近海域、空域，甚至中國領海，遭到中國強烈反對，引發人們對於奧巴馬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美關係影響的高度關注。做深入分析可發現，這種影響確實存在，但實際上又比較有限、可控。幾年來的事實已經證實了這點。
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於其第一任期的2010年上半年提出，當時稱之為重返亞太戰略。2011年11月，正式稱之為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一戰略的提出和推進，不僅是冷戰後美國全球和亞太地區戰略調整的延續和深化，而且是本世紀初以來的美國借反恐戰爭基本結束後的重要戰略調整。這一戰略清楚表現了奧巴馬政府對於21世紀的亞太地區，特別是保持和擴大美國在21世紀的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的高度重視。由於中國在亞太地區地位日益重要，影響日益強大，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必然與中國產生直接密切關係。事實表明，這是具有突出雙重性的關係。一方面，美國需要並重視與中國的合作，正如2013年5月奧巴馬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聲稱“建設同中國穩定、富有成效和建設性的關係”，是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五大支柱之一；另一方面，奧巴馬政府同時視中國為亞太地區保持和擴大美國領導地位的最重要的競爭者，並認為中美之間已經開始全面競爭，但不是對抗。競爭的焦點是未來時期亞太地區國際規則的制定、執行和裁判。2015年2月，奧巴馬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宣稱，“堅持要求中國從海上安全到貿易和人權等問題上，遵守國際規則和規範”。實際上，美國介入東海、南海爭端，派遣艦、機，進入中國南海島礁臨近海域、空域，甚至領海，也正是打著維護“航行自由”等國際規則的旗號。顯然，美國以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執行者、裁判者自居，實際是一次謀求美國的競爭優勢和實際利益。但競爭畢竟不是對抗，對中美關係的不利影響相對有限，主要是強化了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削弱戰略互信。
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是奧巴馬執政兩個任期最重要的外交舉措之一，但成效並不如預期。強化與盟國的關係是推進該戰略的重點。由於美菲關係生變，對美國強化與盟國關係形成重大衝擊。推進建立TPP是推進該戰略的又一個重點，雖然於2016年1月簽訂了協定，但在美國國會卻難以批准，更嚴重的是，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兩黨候選人都明確反對TPP，當選人特朗普明確表態要退出TPP，因而，TPP已成懸案。此外，美海軍在南海的所謂“自由航行”行動，不僅白宮與軍方的不同意見日益暴露，而且美國海軍的力不從心也日益明顯。在停止五個月後，10月21日由美海軍第三艦隊派遣迪凱特號驅逐艦進入中國西沙群島領海，被中國軍艦驅離。這與其說是美海軍擴大“自由航行”行動，不如說第七艦隊已難以獨立支撐，須第三艦隊參與。總之，奧巴馬推進亞太再平衡成效不彰，已出現難以為繼的趨勢，決定了該戰略對中美關係的不利影響必然十分有限。
幾點結論
1、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中美關係開始出現重大轉折，進入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起步磨合階段。這是中美關係重要的新階段，對中美兩國和國際社會都有重大積極影響。
以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標誌，中美關係開始出現歷史性轉折。從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開始，中美關係進入了共建新型大國關係已有初步共識，並開始對兩國大量的摩擦試圖管控、化解，爭取更多共識與合作，因而中美關係得以進入在總體穩定中持續發展的階段。儘管中國與美國的綜合國力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但差距明顯不斷縮小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顯然，中美都面臨處理作為真正的大國關係的中美關係問題，而且中美領導人都明顯不希望中美關係落入對抗性的所謂的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關係。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中美關係的這一局面，促成了中美領導人關於共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初步共識。2012年2月，習近平首次提出這一命題後，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一直都是每年習奧會的中心議題，而且兩國領導人有越來越多的共識，以及具體政策和行動，主要是管控分歧和摩擦，以及持續推進中美合作。顯然，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已經起步，並且成為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中美關係的主題。這對中美兩國和整個國際社會都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和影響。
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是處理大國關係的全新理念、模式和途徑，必然存在，也必然需要大量磨合即通過交流、溝通和協商及其他方式，管控、縮小及消除分歧，尋求、擴大及強化共識。對於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首先是理念的磨合，但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間大量存在的矛盾和摩擦的磨合，這在奧巴馬執政的第二任期尤為明顯。中美關係進入新的摩擦多發期，安全摩擦大為增多、加劇都是事實，但重要的是中美兩國領導人都表示要管控分歧，並且採取措施防止摩擦惡化而導致對抗，從而變摩擦為磨合。所以，儘管摩擦大為增多、加劇，但中美關係得以保持總體穩定，這成為了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中美關係的基本特點。
2、中美領導人對中美關係正確的戰略判斷，強化中美戰略互信、厚植共同戰略利益、減少戰略互疑、管控與縮小分歧與摩擦，是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要件。
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進入起步磨合階段的實踐，提供了分析、認識和把握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基本要件的可能。
在中美關係的戰略層次，中美兩國領導人對於中美關係正確的戰略判斷是決定性因素。在中國明顯、不斷強大的背景下，兩國領導人形成了保持中美關係穩定、發展中美合作極為重要的基本戰略共識，以及中美互不構成戰略威脅的初步共識。這些實際就是兩國領導人對中美關係正確的戰略判斷，在決定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得以進入起步磨合階段的同時，也決定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總體穩定和中美合作在新的摩擦多發期中持續推進。
在中美關係的實務層次上，在奧巴馬執政的第二任期中，通過中美之間機制化的、多層次的廣泛對話，以及活躍的交流，實現了強化中美戰略互信、厚植共同戰略利益、減少戰略互疑、管控與縮小分歧與摩擦。這在有效保證了中美關係保持總體穩定的同時，也構成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起步磨合階段的基本內涵，成為這一階段中美關係以及未來持續發展的兩個主要支撐。
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的實踐已經確認了，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正確戰略判斷，強化中美戰略互信與厚植共同戰略利益、減少戰略互疑與管控和縮小分歧及摩擦，是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要件。這不僅對於未來繼續推進共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有重要戰略意義，而且對於持續保持中美關係穩定、推進中美合作不斷發展也有重要現實意義。
3、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將是漫長的歷史進程，完全可能出現曲折和反復，但中美關係發展的歷史邏輯決定了，這一進程必將在不斷克服障礙和阻力中持續推進。
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是中美關係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變化的深刻性決定了變化過程的漫長性。可以肯定，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必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的對美戰略和政策將表現出一貫的穩定性、連續性，而美國的國內政治體制決定了，其對華戰略和政策往往發生週期性變化。主要是受總統選舉和任期影響，不同的總統將可能有不同的對華戰略和政策，從而導致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進程出現起伏，甚至可能發生曲折和反復。對此應有必要的認識和思想準備。
中美是兩個存在重大差異的大國，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發達程度、歷史文化傳統的諸多重大差異，決定了中美之間必然存在大量矛盾和分歧。這些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否對中美關係、對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進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主要取決於不同美國總統的對華戰略和政策。這當然與總統個人的治國理政理念與能力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作為美國領導人，其對華戰略和政策必然受到美國戰略利益的制約和驅使。
冷戰後的三位美國總統都經歷了中美摩擦多發期，即中美具體利益矛盾，衝突多發、明顯的時期，此後中美關係又都進入了戰略層次上保持總體穩定，中美合作持續推進的局面。這充分表現了中美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邏輯，中美做為世界大國，儘管存在諸多差異、矛盾和摩擦，但保持中美關係總體穩定，推進中美合作不斷發展，既是兩國的現實利益，更是兩國的戰略利益。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是實現這一利益的必經之路，是中美關係發展變化歷史邏輯的具體表現。可以肯定，即使未來時期，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進程出現起伏、曲折、甚至反復，進程也將衝破障礙與阻力持續推進。
特朗普當選了新一屆美國總統。儘管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競爭異常激烈，卻沒有開展真正的政策辯論。關於美國的對華政策，在辯論中有所提及，但並不是熱點問題。特朗普是大房地產商，沒有從政經歷，對美國的對外關係和政策，包括對中美關係、對華政策都不熟悉和瞭解。在競選過程中，特朗普多從經濟角度，例如預算、審計等，論述其對外政策、安全政策，表現出其商人本色。對中美關係同樣如此。競選中特朗普主要在傳統的中美貿易問題上，對中國大加指責，並威脅將採取嚴厲報復措施。但特朗普也認識到中美關係的高度重要性。由此可以預料，至少在特朗普執政初期的一、二年中，近年來大為增多、加劇的中美安全摩擦有可能部分降溫，而傳統的中美貿易摩擦卻可能升溫，但中美關係的總體穩定將繼續保持。所以，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起步磨合階段的進程，雖然可能發生起伏，但不會發生重大曲折、反復，而將繼續推進。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月號，總第22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