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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5月14日電（作者 汪毅夫）主持人張羽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上午好！
我們先從清代詩文來看福建（包括台灣）婢女的生存狀況。清代涉及婢女的詩文很多，我選擇的主要是晚清（道光朝至宣統朝）陳盛韶、梁章钜、劉家謀和陶浚宣的相關作品。陳盛韶曾在福建詔安等地任職，道光十三年（1833）“調台灣署理鹿港廳事”，其《問俗錄》有關於福建（包括台灣）婢女的記錄。梁章钜曾署理兩江總督、兩淮鹽政，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福建浦城養病期間對當地婢女問題相當關注。劉家謀於1849—1853年在台灣府學訓導任上並卒於任。劉氏留心文獻，所至則搜羅掌故，於地方利弊尤惓惓焉。其《觀海集》有《赤腳苦》，其《海音詩》也有詩（並注）多種涉及婢女。陶浚宣是晚清名舉人、名幕友和書法名家。1900年起流寓廈門，有《鷺江老婢行》《續老婢行》流傳於世、留存於世。
閩俗買貧女為婢，人口買賣是婢女生存狀況涉及的性質最為惡劣的問題。貧女為婢，一經“契賣”，父母不得問其生死，聽憑買家發落，有買婢轉賣甚至逼為幼尼的。“幼別耶娘去”，從此沒了童年的歡樂。在閩、台兩地，婢女有“赤腳”的賤稱。赤腳相對於縛腳而言，赤腳是出於“赤腳執役”的需要。日據台灣時期的戶籍謄本設有“纏足”一項，家戶裡的婢女悉為不纏足。“赤腳”賤名隨婢女一生、身份歧視亦隨其一生。“婢作夫人亦有時”，婢女或有被指配於人者，婚後仍是婢女，“執役依然”。如劉家謀詩注曰：“大腳者曰赤腳，小腳者曰縛腳。婢皆大腳跌足，或指配與人，始得穿履，而執役依然”。 過度勞役是婢女在買家的生活方式，“凡男子勞役，悉以屬之”。及婢女長成，其婚配情形大致有五。一是終身不許婚配，這叫錮婢，實行性禁錮。如劉家謀詩所記錄“老不遣嫁”，至“霜雪埋頭“、至死不得嫁者“無數”，她們終身被剝奪婚姻權甚至性生活權，陶浚宣有“為女不為婦，未嫁若未亡”句喻其孤苦伶仃的一生；二是或有“野合生子”者，則去子留母，令其遭受“生兒不得置懷抱”的痛苦，而且還要作為乳嫻，哺育主家之子或他人之子，得償悉歸主家。陳盛韶《問俗錄》記：“使女曰丫鬟，閩人曰丫頭；乳姆曰奶娘，閩人曰奶媽。台灣別有奶丫頭。使女未嫁，未學養子，奶汩汩然出，諱莫如深。曷為乎？炫玉求售，自詡奶丫頭也。使女終其身，主人不嫁賣，不管束，聽其野合，不以私胎為嫌。生女或致之死，生男或所私者抱去，不則，主人仍育為奴。於是丫頭有奶，乳哺四雇，別其名貴其值，曰奶丫頭”。劉家謀也記：“老不遣嫁，聽其野合生子。既生則去子留母，或乳己子，或鬻他人得重償，謂之乳嫻。嫻音如簡”；三是同養家男主人發生性關係而生子。如陶浚宣詩曰：“既荷主人恩，又怵主人威。此身屬君家，焉能自主持”，此後其婢女身份不變，“驅類尤與雞”，“長教灶下炊”。而當“主恩一朝斷，棄我忽如遺”，則依照“去母留子”之陋規，婢女被逐出門，而子女因同主家有血緣須留在主家。於是母子分離的悲慘一幕發生了：“小兒不解語，大兒知牽衣。問娘往何處，歸買棗與梨。明知永不返，還顧兒悲啼。出門複入門，兒女終無知。吞聲摧肺肝，兒女為酸凄”；四是由養家指配養家男奴，婚後地位不變，執役依然 ；五是由養家嫁賣，或得“好善之士”解救，得“贖而歸之（歸，嫁也。《詩經》：之子於歸）”。
婢女的生存狀況涉及了人口買賣、過度勞役、低生活水準、性禁錮、性侵犯以及受教育權、婚姻自主權被剝奪等多方面的問題。其中，性質最惡劣的是人口買賣。然而，總而觀之，清代福建（包括台灣）官、紳對其中的性禁錮問題予以特別的關注，對其他方面的問題（包括人口買賣），則程度不同地予以忽略或縱容。茲舉例而言之。
1.清康熙年間，福建巡撫張伯行鑒於“閩俗買貧女為婢，凡男子勞役悉以屬之。婢有至無齒不嫁者。或鬻之尼院，得價倍，而弊乃甚於錮婢矣”，“諭令贖歸，間或分俸代為償而歸之”。張伯行是個好官，他主要針對了“錮婢”即對婢女的性禁錮，但他的解救辦法卻是“贖歸”、“償而歸之”，即用新一輪的人口買賣，贖而嫁之。
2.乾隆年間，先後任福建布政使的福格編纂、顔希深增補的《閩政領要》說：“閩俗頽敝，而其敝之尤者，一曰錮婢。紳士之家，操作之事皆婢任之。一經契買，即同永錮。其自三十、四十遣嫁者，尚稱及時擇配，竟有終身不令適人者。婢有私孕，則不問所由來，育男則棄之，育女則留待其長成亦如乃母之服勞畢世焉。此風比比皆是，而建郡尤甚。前寧化縣丞耿嘉平署篆浦城縣，訪知其弊，比戶清查，擇其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督令登時遣嫁者，數幾滿百。其六十以外之白頭老婢，彼亦不願複效於飛之樂矣”。耿嘉平“比戶清查”的行政手段、“督令登時遣嫁”的行政命令，解救了“數幾滿百”的婢女。
3.清道光十三年（1833）“調台灣署理鹿港廳事”的陈盛韶針對台灣的錮婢之俗，對養婢之家的要求也是“嫁賣”，即用新一輪的人口買賣解決。
4.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署理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的梁章钜回閩養病。針對福建浦城的錮婢陋俗，他五次解救遭受性禁錮的婢女。但他對婢女問題上的人口買賣之惡劣性質並無認識，反而以“皆不化其身價”（化，消除也）、以維護了養婢之家的權益而自炫。
5.清咸豐二年（1852），台灣府學訓導劉家謀在《海音詩》詩注裡記載了掌教台灣崇文書院的柯義周“將歸，載婢數十人於內地嫁之，誠苦海慈航也”和台灣兵備道徐宗幹“諭富紳出資贖之”，以及劉家謀本人“亟商諸二三好善之士，勸捐贖回，各為收養。稻熟以後，按名各給路費，載還其家”的故事。柯義周 、徐宗幹、劉家謀及其他“二三好善之士”，針對錮婢陋俗用的也是“贖之”而“嫁之”。
6.清光緒十五年（1889），台灣安平知縣範克承勒石出示《嚴禁婢女不嫁碑記》，以知縣之尊“出示嚴禁”，謂：“凡使女至二十歲以上者，如本有婿，或無婿而有娘家可主者，該家主收回原交身價，退回字據，將該女交其父母領回婚配，不得久留使用”。 實際上，“收回原交身價，退還字據”可視為人口買賣後續的“退貨”，對人口買賣的惡劣性質完全未予認定。
清代福建（包括台灣）官、紳對婢女的生存狀況有所關注並有意解救，但囿於歷史的局限，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附帶言之，清代末年，福建基督教界也啟動其救濟婢女的事工。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福州美華書局“活板印刷”的《（基督教）美以美會綱例》列“居奴畜婢”為“大罪”，號召教友“力除此弊”。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