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大報告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這兩句的關鍵詞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和“基本方略與戰略安排”。筆者認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方針正是這個“新時代”的“基本方略”重要內容之一，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也正是這個“新時代”的“戰略安排”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為此努力奮鬥。
2021年《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豐富和發展國家統一理論和對台方針政策”和“形成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等重要論斷。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總書記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毫無疑問，如何實現國家統一？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面對的重大戰略問題。習總書記對台重要理念、論述和政策主張，正是在國家大戰略、大格局下思考，豐富了“一國兩制”理論的內涵，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國家統一領域的具體體現，對新時代兩岸關係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推進新時代兩岸關係和實現國家統一，需要進一步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以豐富的統一理論來支持
2022年8月10日，國務院台辦、國務院新聞辦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這是七十多年來大陸發表的第三份涉台白皮書。1993年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2000年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今年《白皮書》加入“新時代”三個字，突顯統一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完成統一是新時代的宏偉目標。從白皮書發布的時間點及大背景看，當前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都陷入嚴峻複雜局面。民進黨執政六年多來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切香腸式”推行“去中國化”的“台獨”路綫，“台獨”分裂勢力猖狂挑釁，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不復存在，兩岸風高浪急，持續緊張對抗，敵對性與風險上升，衝突性與危機浮現。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執政六年來，中美戰略博弈，美國利用台灣，牽制、遏制中國。佩洛西竄訪台灣嚴重踐踏一中原則，性質極其惡劣。2020年拜登上台將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竟爭對手”，改變了過往“既競爭又合作”為“競爭、對抗、合作”（基本沒什麼合作），致使當下的中美關係進入軍事、外交、經濟等多領域“對立”乃至“對抗”的格局。拜登政府和台灣當局勾連，變本加厲挑釁中國大陸的底綫。美國執行“以台制華”戰略，拉幫結夥，圍堵、遏制中國。民進黨實施“倚美謀獨”策略，試圖將台灣問題推向“國際化”。當下外部勢力打“台灣牌”已成為趨勢。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澳門回歸23年，港澳為“一國兩制”率先垂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發表講話首次提出，“一國兩制”方針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一國兩制”從理論、構想到實踐，儘管歷經風險與挑戰，但最終取得巨大成功。習總書記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這是針對台灣問題不同於港澳問題而提出的一項歷史性任務，是“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性思考，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戰略決定。深入學習領會習總書記講話精神，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內容涉及面廣，且極其複雜。筆者認為，有三點重要方面可以思考：
1、關於“兩制”台灣方案中的“主權”問題。
國民黨堅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民進黨堅持“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事實上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那一天開始，就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國際法上的唯一代表，完成了對“中華民國主權”的繼承，包括對台灣的主權。1971年聯合國第26屆大會作出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至今國際上180多個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衹是台灣當局不願面對而已。
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以來遺留并延續的政治對立，這并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指出：“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
兩個重要講話，都強調中國的“主權”不是“再造”問題，而是必須堅持“不可分割”的問題；強調堅持“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分割”是大陸“底綫”，沒有討論的餘地。這也是鄧小平當初設計“一國兩制”的最核心與最高原則。顯而易見，兩岸關係不是國家“主權”的分裂，而是兩岸“治權”的分離。筆者認為，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兩岸可以研究：“一中框架”內的“主權實體”與“非主權實體”如何共存？如何分別治理大陸地區和地灣地區。
2、關於“兩制”台灣方案中的“治權”問題。
國際傳統理論下的“主權”與“治權”關係，是不可分割的“共存互補”關係。但是，兩岸關係因特殊的歷史和內外複雜因素，造成現今事實上的“一中框架”內的兩岸“治權”。客觀上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退據台灣，在3.6萬平方公里的“台澎金馬”地區，擁有“司法、立法、行政”及實際管理社會、經濟、文化等“治權”。一國兩制的構想與設計已經實事求是地考慮到台灣的“治權”，而且可與港、澳不完全一樣，將更寬泛、更包容、更彈性。但是“一中框架”內的兩岸“治權”，首先要堅持共同反對“台獨”；其次兩岸“治權”不能造成“兩個國家”或“一中一台”，不可轉化為事實“獨台”，或將“維持現狀”，“長期化、永久化、合法化”。
國家尚未統一前，兩岸關係特殊背景下的台澎金馬“治權”，要建立在共同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 “一中框架”內的兩岸“分治”，實際上是在相互承認對方客觀存在的前提下，一種合作共贏的新型制度性安排，兩岸并存的“分治”，可以在合作互利、彼此借鑒中持續發展，通過并存“分治”的深度融合，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現今事實上的“一中框架”內的兩岸“治權”，遵循的是“一中憲法”，維護的是“一中主權”，均反對“台獨”，反對分裂。統一後在“一中框架”內允許存在兩個以上“治權”，如香港、澳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也是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3、關於“兩制”台灣方案中的“政權”問題。
2013年2月25日和6月13日，習總書記分別會見連戰、吳伯雄時強調：“增進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認知，兩岸各領域合作的前景就是寬廣和光明的”；“增進互信，核心就是要在鞏固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習總書記兩次提到“一個中國框架”。連戰、吳伯雄回應表示，“兩岸各自法律、體制都實施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固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從而形成一中架構下的兩岸關係，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今年7月13日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以預錄形式在第十四屆海峽論壇開幕大會致詞表示，國民黨將“恪守相關法律”）。
前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開幕式致詞時也表示，“我們積極評價國民黨方面明確表示兩岸各自法律和體制均實行一個中國原則，都以一個中國架構定位兩岸關係”。前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針對連戰談話曾作出回應，“贊同連戰所提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實施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從而形成一中架構的兩岸關係，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國台辦兩位官員首度明確贊同連戰、吳伯雄有關“兩岸各自法律和體制”和“一中架構”的提法。
筆者認為，雙方認同“兩岸各自法律和體制”都實行“一個中國原則”的鄭重表述“包容性”非常大。雙方以“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構”定位兩岸關係，從中得到的啓示是，可與時俱進，進一步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中台灣當局在“台澎金馬”的施政權，既不造成“兩岸兩國”，又賦予其“合法性”。兩岸聚焦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中框架”與“一中架構”的政治共識，從而共同擔當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政治責任。
總而言之，國家統一，民族振興，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責任和歷史使命。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解決國家統一問題，成本最低、代價最小，最符合國家利益和兩岸人民利益。智庫學者：要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會社會主義“國家完全統一”的論述，按照“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的要求，深入研究國家統一理論的重要“戰略與策略”。尤其，台灣問題與香港和澳門問題有所區別，不能簡單地拿一國兩制與港、澳模式劃“等號”。首任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生前常講：“兩岸之道，唯和與合”。“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大陸對台“和統”有最大誠意和耐心，但用“非和平方式”實現統一，也是選項之一。剛發表的《白皮書》強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選擇”，“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第一選擇”和“最後選擇”，大陸底綫已非常清楚。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0月號，總第29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