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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三位一體”的對華方針思路，促使其涉台政策舉措更具綜合性和謀略性。 |
中評社╱題：拜登政府對華戰略轉型對台海安全形勢的觸動影響 作者：楊勝雲（北京），沃德（北京）研究院研究員
【摘要】拜登政府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標志著美國對華戰略轉型基本完成，其涉台政策取向也相應做出調整，正在對台海安全形勢產生觸動影響。美國將中國視為“首要戰略對手”，強化了其阻撓兩岸統一和實施“以台制華”政策的堅決性和長期性；美國“三位一體”的對華方針思路，促使其涉台政策舉措更具綜合性和謀略性；美國重拾冷戰思維，賦予其打“台灣牌”以強烈的陣營對抗性和戰略壓迫性。在推行對華戰略的過程中，美國與中國的結構性矛盾將持續外化，在台灣問題上的碰撞勢必加劇。今後一個時期，在美國的帶動下，外部勢力介入台灣問題的深度廣度將呈較快上揚之勢，中國面臨的“反干涉”挑戰要大於“台獨”分裂活動帶來的風險。
從特朗普入主白宮開始的美國新一輪對華戰略轉型，隨著拜登政府2022年10月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大體完成。在贏取“大國競爭”的戰略目標牽引下，拜登更注重發揮台灣問題在遏壓中國、維護霸權上的“杠杆”和“鏈條”作用，打“台灣牌”偏好政策探底、謀略運籌和陣營協作，致使台海形勢跌宕起伏，并預置了引發台海衝突乃至策動戰爭的諸多因子。但隨著中國對台海形勢掌控權的增強和美介入成本的抬高，拜登亦根據“印太”整體情勢對台海政策做出了階段性的策略調整。
一、美國涉台政策取向的調整變化
1．美以中國為“首要戰略對手”的戰略定位，強化了其阻撓兩岸統一和實施“以台制華”政策的堅決性和長期性。美對華政策始終圍繞兩大目標展開：一是服從服務其國家重大利益，二是分化弱化中國。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美對華政策出現重大轉向，對中國打壓、遏制全面加強，其主要動因在於美國決策層和主流戰略界認為，此前的接觸與合作并沒有把中國“改造”成他們希望的那樣，認定中國是“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和試圖改變美西方主導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大國”。拜登上台後基本延續特朗普對華政策定位，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升級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認為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具備越來越多的經濟、外交、軍事等力量來推進這一目標的國家”。美國國防部隨後公布的《國防戰略》認為“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最嚴重的系統性挑戰”，提出美國軍方“綜合威懾”的四個戰略目標或明或暗皆指向中國。《核態勢報告》則指稱“威懾區域侵略，中國是一個重點”。
在繼承和修正特朗普對華戰略的過程中，拜登政府逐步由“以中國為中心的遏制策略”轉向“以結盟為手段的包圍策略”，布林肯、沙利文等人都認為，拜登政府目標就是要“塑造中國所處的周邊戰略環境”，在執行上則是“模塊化”設計——也就是“分陣列地將美國的盟友整合到美國對華聯合遏制/競爭的網絡中”①。作為地緣、體制、供應鏈等多個重點“模塊”網絡的交集，台灣問題不僅有利於美國控制各個“模塊”組合的對華指向，“以台制華”本身在美國政壇和許多盟友當中也具有廣泛共識。在香港步入由亂到治的正軌之後，美打“香港牌”空間和影響被大大限縮，拜登相應更加重視打“台灣牌”的杠杆作用和長期效應。在涉台政策指導上，拜登將美國版的“一個中國政策”予以制式化。2022年2月，美《印太戰略》文件指出：“我們的處理方法仍然符合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我們在‘與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中所作長期承諾。”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則表述，“我們將繼續堅持以‘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為指導的一個中國政策。”這種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內核的做法，旨在為其執行戰略模糊和越軌行動提供“法源”和“史源”依據。在對台灣的定位上，拜登更加重視發揮台灣在地緣島鏈、芯片供應鏈和“民主鎖鏈”的“三鏈”作用。2021年3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稱，根據美國“長期承諾”，支持台灣這個“民主政體、關鍵經濟體與安全合作夥伴”。拜登政府還對台灣在維護美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開展對華技術封鎖等方面的作用給予高度重視，多次宣稱台灣是美“印太政策重要關切”及“可依賴的重要供應鏈夥伴”。在統“獨”傾向上，拜登以不支持“台獨”、承諾“協防台灣”的兩面話術，來支撑其維護“台海現狀”的立場。美《國家安全戰略》文件指出，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支持台灣自衛能力”，“以確保能有一個依循台灣人民的意志與最大利益和平地決定台灣未來的環境”，保持美國“抵制任何對台灣訴諸武力或脅迫的能力”。這與美國長期執行的“雙軌政策”“雙向威懾”大體接軌。不過，拜登在操作中多了一道掏空戰術，就是更加注重賦予台灣“準國家地位”。由是觀之，當前美在台灣問題上的既定目標是，運用一切手段阻撓和拖延兩岸走向統一，并不斷塑造“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既成事實”，以此配合和支持“美國推進國家利益尤其是戰勝地緣政治競爭對手的決定性十年”。
2．美“三位一體”的對華方針思路，促使其涉台政策舉措更具綜合性和謀略性。秉持自由國際主義戰略的“自由鷹派”全面執掌拜登政府外交安全領域權力②，主張“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打交道，通過維護“基於規則的秩序”規制中國、打壓中國、遏制中國和削弱中國。其起初提出“對抗、競爭、合作”三分法的政策架構，但與中國開展一段時間的激烈競鬥後，其發現以一己之力無法“嚇阻”中國并占上風，於是提出了中美要負責任地管理分歧，避免對抗甚至發生危機。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沿用2022年5月布林肯對華政策演說中提出的“投資、結盟、競爭”三位一體的戰略思路，強調通過做強自身實力、鞏固拓展同盟體系和“模塊式”“節點式”競爭，在未來十年取得決定性的“競贏”結果。儘管美國有意將中國與俄羅斯進行戰略捆綁，不過，美《國家安全戰略》指出“中俄帶來的挑戰在重要性方面截然不同”，中國不僅是“美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挑戰”，也構成了“全球層面”的挑戰，美國“將優先保持對中國的持久競爭優勢”。由此推測，美國對付中國更加著眼長遠，更加注重“布勢”，更加緊盯要害，更加藉重謀略，打的是一場持久戰混合戰。
從對華方針思路的高度來看，拜登打“台灣牌”與特朗普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逐次放棄了極限施壓、拆墻毀屋式的做法，“主張對台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精巧對接，更多體現理性算計和成本收益考慮”③，進而做出彈性化調整。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就表示，拜登政府認為過去幾十年在美國和台海兩岸之間發展起來的政策架構是“最好的”，言外之意就是重新審視台灣問題的價值并創新“以台制華”的策略手法。綜合對華競爭全局和攫取重大政經利益的考慮，拜登涉台政策貫徹和承接了“投資、結盟、競爭”三位一體的大國競爭整體思路和“模塊化”設計：既積極拓展手段方法助台“維持現狀”和對衝反“獨”促統效果，也注重增強自身綜合實力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干預能力；既加強美台全方位的實質關係，又藉機加強對台灣的控制和利益榨取；既全力拉攏盟友和夥伴介入和干預台灣問題，又試圖以中國為防遏對象在印太地區構建出一個多層次、多領域的新同盟體系；既勾連民進黨當局持續挑釁一個中國原則開展戰略探底，又在形勢不利的情況就管控台海風險與中國開展高層溝通和有限合作，并藉此獲得效果評估、部署調整的時間。
尤其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打“台灣牌”傾向於采取“說一套，做一套”或者針對兩岸“各說一套”的方式，對“一個中國”政策進行隨意歪曲解讀，這在布林肯聲稱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加入聯合國體系、美國國務院網站更改“美國與台灣關係事實清單”并删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表述、美國全政府采用“台海入侵”話語等事件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此次拜登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對中國領導人親口表態“五不四無意”，雖較大程度反映了中國對美鬥爭的成果，但更可能是在大陸強化對台海的控制、美推行“印太戰略”滯緩以及俄烏軍事衝突前景不明朗的背景之下，拜登為避免“兩綫作戰”、緩解在台海方向的戰略壓力而采取的策略性舉措，其將有關承諾真正落實到具體行動上值得質疑。
3．美重拾冷戰思維，賦予其打“台灣牌”以強烈的陣營對抗性和戰略壓迫性。當前，美國“正加速推進‘印太戰略’及相關遏華機制的落地，構建以美國為首的多重多邊網絡以對華進行圍堵”④，涉及戰略安全、國際規則、經貿聯繫、意識形態、區域影響力等各個領域。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冷戰意識被充分激發，對華戰略的進攻性加強，競爭、摩擦、對抗成為這幾年中美關係的主要內容。為占據輿論制高點和發揮聯盟優勢，拜登政府把“大國競爭”定性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競爭，“創造性”地將技術、經濟（產業）賦予了“民主屬性”，并試圖將中國隔離在“民主生態系統”之外⑤。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為中國炮製了“擴張主義”“掠奪性國際經濟行為”“強制勞動”“經濟脅迫”“支持俄羅斯侵略”“竊取敏感技術”“危害關鍵基礎設施安全”等帽子，藉此對華實施政治抹黑、外交孤立和針對性的經濟脫鈎、技術封鎖。美新版《國家安全戰略》還宣揚，“印太地區國家處在中國壓迫的最前綫，美國理所當然應該尋求方法確保他們的自由、安全和繁榮。”在軍事力量的運用上，拜登也形成了以維護“印太航行自由”、反對威脅“民主體制”為幌子的模式，保持對華高密度的軍事威懾和襲擾行動。拜登上台兩年來，美偵察機抵近大陸偵察頻次、航母打擊群和兩栖戒備群進入南海次數、以介入台海為想定的聯合軍演次數都明顯高於特朗普執政時期。鑒於“美國及其關鍵盟國做出同盟和聯盟結構的重大調整”，有專家認為，“當前和可預見的未來時期內，最重要、最易波動的是中美戰略軍事競鬥，或曰中國和美國以及美國同盟、聯盟體系之間的戰略軍事對抗互動”⑥。
在重新挑起集團對抗與意識形態對立的過程中，美國賦予台灣以“亞洲民主燈塔”和“捍衛民主前綫”的雙重地位，通過將台灣列為“重要民主夥伴”、邀請參加“民主峰會”、在台灣舉行“民主行動大會”等，將台灣拉入“民主陣營”，并有意宣揚“支持台灣”是捍衛“自由民主”。拜登政府2022年2月公布的“印太戰略”報告即宣稱要與區域內外夥伴“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包括“支持台灣自衛”，懾止“對美國與其盟友和夥伴，包括台灣海峽在內的軍事侵略”。拜登雖聲稱不支持“台獨”，但前後四次鼓吹“協防台灣”，包括一次明確表示“出兵保衛台灣”。美國彭博社就分析，拜登的講話是“戰略模糊2．0”的“保台談話”——儘管并未做出“正式的防衛承諾”，但同時也暗示“在某些情況下不惜一戰”。俄烏軍事衝突發生以來，美國參聯會主席、海軍部長、戰略司令部司令、海軍副參謀長、助理國防部長以及財政部長、副國務卿等高級官員不同程度宣揚以“烏克蘭模式”援助台灣和對付大陸。中美巴厘島峰會後兩天，美參聯會主席米利公開宣稱美方正密切觀察台海局勢并在軍事上做好準備，目前的關鍵是“確保台灣能够自我防衛”，威懾中國若“攻台”將犯下“戰略錯誤”。從目前來看，拜登政府普遍認知到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不會在領土主權問題上對美妥協。但美方出於對中國大陸尚未做好軍事“攻台”準備以及自信能維持“台海現狀”的判斷，其一方面仍支持台灣當局增強“抗壓性”和挑戰“一個中國”框架，另一方面也持續強化“印太”地區尤其是“第一島鏈”的軍事部署和聯盟備戰，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2022年度“里根國防論壇”上即表示，美軍正在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前沿存在，“以建立一個更具殺傷力、機動性和分布式的武力態勢”，確保中國無法如願“重塑區域和國際規則”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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