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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文化的最大特點，便是擅長於吸納外來文化。 |
中評社╱題：哲學社會科學與“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2016年五月下旬，我到山東曲阜師範大學，參加“第十屆中美宗教文化心理學研討會”，主持研討會的富勒心理學院教授杜艾文（Alvin Dueck），在閉幕式上提到了習近平的講話，鼓勵大家要努力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體系”。
作為一個以發展華人自主社會科學學術傳統作為終身志業的學者，仔細閱讀習主席的這篇講話，確實是“於我心有戚戚焉”。我一直認為：今天兩岸關係之所以難解，在於華人學術社群未能解決五四時期所留下的文化問題。因此，在決定獻身與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之後，我花了十幾年的工夫，致力於解決社會科學本土化所遭遇到的各項難題。從我個人的實踐經驗來看，習近平講的幾段話，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類發展史的奇蹟
20世紀以來中國近代史，有力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必要性、科學性和正確性。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創立了新中國、建設了新中國，又發展了新中國，我們不僅解決了“挨打”問題、“挨餓”問題，而且我們還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奇蹟。我國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我國製造業規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我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偉大奇跡。
習近平的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1991年，楊國樞教授為了想在大陸辦“本土心理學高級研討班”，先嘗試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社會心理學講座”，邀我前往授課。那一年八月底，我第一次登上大陸，抵達北京。當時兩岸之間的生活水平差異極大，北京街上到處擠滿騎自行車的市民，夾在其間的少數幾輛汽車顯得特別稀罕。台胞登陸要用“外匯券”，返家要帶“三大件”（電視、冰箱、洗衣機），訪視親友則是致贈廉價的電子“探親錶”。
從那一年以後，我幾乎每一年都要到大陸一、兩次，有時還多達三、四次，每次都見證到大陸正在進行著巨大轉變，這種轉變確實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如今大陸沿海各省的國民平均所得已經超過台灣，機場、鐵路、高速公路等等公共設施的規模，更是台灣所望塵莫及。以我印象深刻的一事為例來說，1993年7月中旬，我曾經一路搭乘火車“軟臥”，從北京到山海關。當時火車票可以說是“一票難求”，購買火車票必須通過旅行社的“關係”。清晨到達北京火車站，候車大廳擠滿了旅客和打工的“盲流”，外人根本無法區分。上了火車，雖然說是“軟臥”，車廂內仍然是寸步難行，連上廁所都很不方便。
那一年十月上旬，我再度到蘇州參加由費孝通主持的“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當時上海開始推動“浦東計畫”，上海人還說“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會議主辦單位刻意安排我們去參觀楊浦大橋、南浦大橋以及穿過長江的水底隧道。帶領我們參觀的工程師很自豪地告訴我們：“這些工程的規畫和進行，全部由中國人自主完成，沒有借助任何外國人的力量”。
當時台灣也正在建設高速鐵路，但台灣高鐵的設備和施工，卻因為政治因素而分包給不同國家的廠商，鬧出許多糾紛。其間更因為官商勾結，而鬧得滿城風雨。我因此問那位工程師：“這麼多的工程，有沒有發生過貪汙舞弊？”
他猶疑了一下，說：“坦白說，地方上的工程是有的。但是，中央政府當重點抓的國家級工程，是沒有人敢貪汙的。因為大家都知道，貪汙的後果只有一個”。
二十幾年後，當我乘坐舒適快速而又四通八達的高鐵系統在大陸的各個城市間飛馳的時候，經常在尋思：除了習近平反覆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原則”之外，還有哪些力量讓這個古老的國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造就出這樣偉大的奇蹟？這個問題，由西方移植進來的任何社會科學，都不可能給出任何答案。
中華文化傳統的興源
習近平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是一個民族立世之本，也是推動民族發展的內在動力。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分寶貴、不可多得的資源”。“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
不論是當年亞洲四條小龍的經濟奇蹟，或者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發展奇蹟，中華文化傳統在其中必然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則，中華文化傳統在這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作用？這個問題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無法回答的。不幸的是：今天大陸的社會科學界跟三十年前的台灣一樣，絕大多數的研究或教學人員都是在盲目移植或套用西方的理論和研究典範。
客觀地“認識自己”
要解開這樣的問題，唯有發展華人自主的社會科學一途而已。習近平說：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在兼收並蓄中博採眾長，善於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是中華文明的鮮明品格，也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內在動力。只有不斷發掘和利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和豐富知識，我們才能更好認識世界、認識社會、認識自己，才能更好開創人類社會的未來。
這話說得非常正確。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明，最大特色是“天人合一”。它擅長於實踐，卻不知道如何描述自身，“認識自己”。今天我們要想更好地“認識世界、認識社會、認識自己”，一定要借重西方文明之優長，懂得如何以“主/客對立”的心態，客觀地論述自己。
我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參與“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以來，便不斷思索如何解決“社會科學本土化”有關的各項問題。不久之後，我便發現：乍看之下，所謂“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似乎是國內社會科學界為反對盲目移植西方學術研究典範，所引起的一種學運動。究其根本原由，卻是在於華人學術界對於西方科學哲學的演變缺乏相應的理解。
如眾所知，作為今日世界學術之主流的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基本上都是西方文化的產品。在西方，從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各門學科的發展和科學哲學的發展之間，便存有一種“互為體用”的關係：各種不同科學的發展，成為科學哲學家反思的題材；科學哲學的發展，又可以回過頭來，指引各門科學發展的方向。
西方現代的知識是建構在其哲學基礎之上的。這道理其實並不難理解。非西方國家的知識份子到西方國家去留學，不管唸的是物理、化學、心理、地理，或是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最後拿到的學位，都是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Ph. D.）。然而，十九世紀以來，華人留學生在吸收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大多只專注於學習各種不同的“科學”，而很少注意科學哲學的演變；更少有人嚴肅思考科學哲學的發展和科學研究之間的關聯。長期盲目移植西方學術研究典範的結果，便使得國內各門科學研究的發展顯得既空洞，又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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