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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本土化”已基本完成，未來走向值得深入觀察研究。 |
中評社╱題：國民黨在台灣發展的歷史轉軌與政策啟示 作者：陳桂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7年5月20日，吳敦義戰勝洪秀柱等人當選為國民黨新任主席，成為國民黨在台再次丟失政權後新的領導核心。此次國民黨權力中心的更替或許只是國民黨近100年演變發展進程中的滄海微瀾，也或許只是國民黨在台近70年來起伏過程中一次普通權力過渡。然而，若從歷史的視角觀之，此次黨主席選舉將成為國民黨在台發展的重要轉折，“本土派”、“淺藍派”代表吳敦義的當選象徵國民黨的“地方化”與“本土化”基本完成。儘管今後一段時間內國民黨會如吳敦義宣稱的那樣“不會更改黨名”，“中國國民黨”不會變成“台灣國民黨”，且仍將繼續堅持認同“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理念，但是國民黨的組織結構、運作體系、路線思維都已深深打上台灣地方與本土的烙印，而且隨著台灣人口結構中“外省一代”、“外省二代”的凋零以及國民黨黨員結構中外省、軍公教背景黨員比例的減少，國民黨“地方化”與“本土化”的程度將會更深，未來走向值得深入觀察研究。
國民黨“地方化”、“本土化”的歷史脈絡
目前，各界習慣將國民黨適應在台發展進行的改造稱之為“本土化”。不過，從大陸的角度看，從歷史的視角觀之，國民黨的“本土化”本質上是“地方化”。說到國民黨的“本土化”，或許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國民黨其實早已“本土化”，也有人認為國民黨的“本土化”還不徹底。在筆者看來，國民黨的“本土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早在1949年逃到台灣那一刻就已萌芽，但真正啟動是在蔣經國時期，全面推動是在李登輝時期，微調深化是在連戰、吳伯雄、馬英九、朱立倫時期，真正完成將自吳敦義時期始。
蔣介石逃台之初，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悄然萌芽，但迫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現實，僅停留在構想階段。1966年，蔣介石主持“革命實踐研究院行政革新研討會講”時所作的演講就回憶了他1949年逃台之初對國民黨政權“地方化”、“本土化”改造的初始構想。蔣介石稱，“當時我就覺得，既然政府暫時只轄有台灣一省和澎湖、金門、馬祖以及東山、南沙群島等幾百個島嶼，雖說在制度上要有中央和地方的區別，但是在工作業務上，實可以化繁為簡”，“我當時的意思，行政院長可以兼任台灣省政府的主席，內政、財政、教育、經濟各部部長，也就可以兼任台灣省的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各廳廳長”①。這種將“中央”政權實質“地方化”的構想本質上就是對國民黨當局的一種“本土化”改造。只不過，蔣介石最終迫於“形勢改變、對外關係發展”需要，放棄了這一構想。
國民黨的“本土化”真正實施是在蔣經國執政時期。蔣經國執政後期，出於維護統治等需要，通過推行“催台青”等政策吸收台灣本省菁英，正式邁開國民黨“本土化”的步子。自此，國民黨的“本土化”的進程一發不可收拾。“到李登輝時期，國民黨的黨員構成、領導層、組織結構乃至於政治主張都已本土化”②。此後，雖歷經連戰、吳伯雄、馬英九等幾任不同省籍背景的黨主席，但國民黨“本土化”的進程不可阻擋。根據大陸學者總結，國民黨的“本土化”過程大致經歷四個階段，即“蔣經國大力提拔本省籍菁英時期（1972-1988年）”、“李登輝將本土化異化為‘台獨化’時期（1988-2000年）”、“連戰全力摒棄‘台獨化’路線時期（2000-2005年）”、“馬英九意圖提出新本土論述時期（2005年至今）”③。馬英九之後，國民黨的“本土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回顧國民黨“本土化”不同階段的演變過程可以發現，國民黨“本土化”是被歷史的車輪一步步推著往前走，始終跟隨“回應現實、穩固執政、爭取選票”的方向標往前移動。蔣介石掌權時期，“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夢尚未中斷，並且尚有多重“大中國”外衣可以遮蔽，即使不實行“本土化”、“地方化”也尚能維持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正當性。但是進入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海兩岸、國際形勢風雲突變。兩岸軍事對比的天平在大陸原子彈研製成功後逐漸朝大陸傾斜。美國、日本相繼與國民黨當局斷交，並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席位，將國民黨當局驅逐。這一記記現實政治的重拳迫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重新審視“反攻復國”的大夢的可能性、重新審視國民黨與台灣本土的關係。再加上，隨著島內經濟形勢變化，經濟騰飛伴隨而來的台灣本省中產階級群體的擴大，也迫使國民黨當權者再也無法迴避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問題。這種重新審視在蔣經國手中逐漸完成。蔣經國首先從權力分配著手，大力提拔本省籍菁英，逐漸改變了外省籍菁英壟斷台當局黨政大權的現象，實現了權力格局的“本土化”。在意識形態領域，國民黨雖仍堅持“一個中國、追求統一”的理念，但“建設台灣、再造中華”、“植根台灣、放眼大陸”等口號的提出，顯示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本土化”步子已經邁出。
而到了李登輝時期，國民黨“本土化”更是全面推行，並朝“台獨化”的方向變質、異化。在此期間，不僅國民黨權力格局的“本土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國民黨“十三大”上普通黨員、黨代表的省籍結構比例由外省人佔多數轉變為台灣本省籍佔多數，意識形態的“本土化”更是達到空前程度。除了繼續強調“台灣主體性意識”與“扎根台灣”、“經營台灣”等本土意識之外，國民黨的大陸政策更是幻化出“台獨意識”，衍生“台灣生命共同體”、“新台灣人主義”、“特殊兩國論”等“台獨”謬論。
2000年國民黨在台首度丟掉政權、連戰接任黨主席之後，國民黨中央開始“全力摒棄李的‘台獨化’本土路線，強調國民黨應做一個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政黨，‘本土化’既不是‘去中國化’，也不是‘台獨化’”④。但在台灣政治大潮中還是難逃“本土化”的命運。以外省人為主、政治理念“偏統”的新黨與親民黨相繼從國民黨分裂出走，更是逐步淡化了國民黨的“外省籍政黨”色彩，抽空了國民黨的“追求統一”理念。經過歷史的淘洗，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開始發生根本性改變。此時的國民黨雖仍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這個“一個中國”政策已與兩蔣時期的“一個中國”政策有所區別，所堅持的“中華民國”意涵也與逃台之初發生了顯著變化，黨內出現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等論述便是明顯象徵。2005年6月舉行的“國民黨第十七屆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中對黨章的修改更被視為“國民黨邁向本土化的里程碑”⑤，國民黨不但首次將“台灣”寫入黨章，更是在黨員目標條次中刪除“統一”字眼，顯示國民黨的政黨屬性已發生根本性變化。
2005年7月，外省籍背景的馬英九接任國民黨主席後，國民黨的“本土化”進程不僅沒有停止，反而因政治需要與馬英九個人的“外省人原罪”意識進一步加速，尤其是意識形態的“本土化”更為明顯。儘管馬英九個人的“大中國情懷”毋庸置疑，但在台灣日益“本土化”的政治環境中，“不統、不獨、不武”、“實質維持現狀”最終成為國民黨大陸政策主調，“台灣人選台灣人”、“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等概念開始成為國民黨人的基本理念。如此種種變化，顯示國民黨的“本土化”已經快到突破的臨界點。不過，這股“本土化”趨勢在外省背景、理念被認為“偏統”的洪秀柱上台後有了一次短暫停頓。洪秀柱執掌國民黨一年多的時間內，先後提出“一中同表”、深化“九二共識”、洽簽兩岸和平協議、“要敢於講終極統一”等政策主張，一定程度減緩了國民黨“本土化”的步伐。但是歷史給洪秀柱的是一個沒有實權的黨主席之位，是一個喪失了“追求統一”靈魂的國民黨，即使洪秀柱滿腔抱負要將國民黨往“兼顧本土，不忘統一”之路上引，但這種努力在洪連任失敗後戛然而止。
國民黨“地方化”、“本土化”
迎來又一次重大轉折
國民黨“地方化”、“本土化”趨勢經過一系列變化的累積，在2017年迎來又一次歷史關鍵節點。最終選舉結果顯示，多數國民黨員選擇了政治實力更為強大的“本土派”、“維持現狀派”、“淺藍派”代表吳敦義，而放棄了“非本土派”、“偏統派”、“深藍派”的代表洪秀柱。選舉落幕之後，各界從不同角度解讀選舉結果的政治意涵。筆者認為，“吳勝洪敗”的結果不僅代表當前多數國民黨員對吳敦義政治實力的看好與寄託，同時也代表多數黨員對吳敦義所代表的“本土”與“淺藍”的路線的認同與支持。此次選舉前後所出現的多重結構性因素變化更表明了國民黨“地方化”、“本土化”完成了一次新的歷史轉軌。這種轉軌從三個方面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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