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一風暴：勇武路線的非法擴展
香港反修例運動潮起潮落，因七一佔領立法會的極限暴力而迅速走向衰落，社運勇武路線盛極而衰。此次事件因特區政府主推逃犯條例修訂引入“個案移送”制度而起，最初觸及商界大佬安危顧慮，繼而波及香港普通市民對內地體制與法治的深刻疑慮甚至恐懼，進而有美國、台灣等外部勢力根據各自“戰略性利益”強勢介入，推波助瀾。運動初期，特區政府對修例風險嚴重估計不足，衹作為普通立法事務對待，預期社會不會產生較大反彈。這裡存在香港“公務員治港”的政治判斷與風險管控的視野和能力局限。由於危機管控及回應上的某些錯失，以及香港積纍已久的舊仇新怨，7月1日例行性的民主大遊行沒有成為焦點，激進的本土青年以圍攻和佔領立法會的勇武路線而佔據了各大媒體頭條，也刷新了香港“社運暴力化”的全新記錄，對香港法治造成嚴重損害。
此次社運的暴力化在6月份的諸般事件中已有端倪：其一，此次運動對標“太陽花學運”，不使用暴力是無法達成佔領立法會之最高目標，因此青年黑衣派的政治焦點從來不在所謂的遊行廣場，而在立法會議事廳；其二，通過網絡社交軟體Telegram等進行的政治動員口令與指南中已包含暴力的擇機使用及避險技法；其三，青年運動人士尤其是學生被教導和灌輸一種偏狹的正義觀、責任感甚至獻身精神，導致出現個別學生自殺事件，為勇武抗爭賦予更大的道德化色彩；其四，占中之後反對派內部一直存在和平路線和勇武路線的分裂和對抗，勇武路線在香港法治與社會壓力下一直未能充分展現正當性和吸引力，甚至其代表性人物梁天琦被判六年監禁，此次運動中本土主義青年迫切希望改變勇武路線的受壓制狀態，標榜自身抗爭的道德正當性與有效性；其五，特區政府及香港警方的過度克制在某種程度上被解讀為軟弱，給肇事者以某種錯覺，導致其一步步升級暴力，直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暴力因素的焦點化，導致此次社運的道德合法性基礎面臨解體風險。實際上，7月1日圍攻立法會現場已經出現了反對派內部的分裂症候：其一，有部分原定參與大遊行及圍攻立法會的示威人士中途退回，表示與已經異化的運動保持距離，劃清界限；其二，嚴正聲明反對暴力的香港精英團體與人士越來越多，顯示香港民意拐點臨近，早期支持者已不再支持，沉默者也不再沉默；其三，泛民主派部分議員苦勸青年黑衣派未果，甚至遭到辱駡推搡，顯示運動內部和平路線與勇武路線的顯著分歧；其四，現場出現數起青年黑衣派毆打無辜人士及製作使用危險武器的事件，引起現場示威人士的嚴重不滿。這些分裂症候和現場暴力場景經過現場無數家媒體及智慧手機拍照、錄音的多途徑擴散，為全世界各個角落的各種人士所見證和驚愕。衝突場景裡少有員警的鎮暴行為，更多是青年黑衣派的暴力升級。也許香港內外對於修例仍然分歧極大，但對於運動過程出現的極端暴力則不可能有第二種立場，必然是共同反對。說到底，一切政治與法律文明的根本，在於提供和平生活秩序，如果和平不可得，那麼人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又附著何處呢？以暴力摧毀社會秩序，是一種自我扮演成社會公敵的行為。是暴力的升級以及佔領立法會的極端巔峰英雄主義體驗，從道德根基處解體了這場運動的正當性。
在7月1日慶祝回歸22周年的慶典講話中，林鄭特首再次提出政策檢討及側重經濟民生方向，指出了後運動階段政府管治的基本方向，預期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相關立法議題會暫予擱置。
總之，反修例運動的異化及本土激進派對“一國兩制”底線的衝擊和挑戰，試圖同時傷害國家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追求一種虛無縹緲的“本土完全自治”或“港獨”迷夢，這是國家和香港需要共同加以反對和遏制的。我相信香港大部分法律人（除了部分政治化的政客型律師）會支持政府依法檢控以恢復法治秩序的，這不僅是他們的職業倫理和生命線，也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本地基石。
四、重思一國兩制：融合難題凸顯
這不是一場“完美風暴”，而是香港民主民粹化及抗爭暴力化的“法治暗黑時刻”。如果我們對這場反修例運動進行分期的話，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從中可以觀察評估此次社運的變質與異化：
第一階段為2019年2月-5月，特區政府立法闖關階段，以快速立法程序尋求逃犯條例修訂以提供個案正義和彌補法律漏洞，動機善良，操作程序及方法有誤，引致社會反彈，反修例運動興起，政府立法進程遭遇挫折。在第一階段，反對派成功地將“法律問題政治化”，利用民眾恐懼心理和對內地法治的片面理解展開了超強的政治動員，釋放出不斷增強的社會政治壓力。
第二階段為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巔峰階段，出現數十萬人的數次大遊行，釋放強烈的反對性民意，政府權衡利弊，決定無限期暫停修例並檢討政策錯失。第二階段的大遊行規模和人數創下香港回歸以來之最，對特區政府管治權的癱瘓效應放大到前所未有之程度。這種異常的政治景象完全超出了一般人對香港的認知和理解，我們看到了一幅“強社會、弱政府”的艱難管治場景。《聯邦党人文集》的核心教誨之一就是，政府必須首先有權威和能力進行統治，才能提供民主善治的系列公共品。特區政府表面上是“行政主導”，實質面臨著“四座大山”即立法會拉布、能動主義司法覆核、過於保守的公務員體系及不斷激進化的社會運動之重重“圍困”而難以有效施政，這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本地管治的特殊制度困境，特首即便能力再強亦難以有效騰挪。此次運動之後，如何加強行政主導的制度保障也是應當研究的重要課題。
第三階段為2019年7月之後，以七一佔領立法會事件為標誌，反修例運動的基本訴求以政府暫停立法而得到回應，部分激進人士佔領立法會、癱瘓管治權的暴力行為早已超出運動原初指向，而異化為一種隱約指向國家、直接針對特區政府、嚴重衝擊“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勇武抗爭路線的新範式。這一新範式是香港民主運動的質變和災變，特區政府應當依法檢控和遏制，香港泛民主派應當主動切割以避免遭受奪權及侵蝕，維護香港民主政治的基本道德底線。第三階段應當是運動降溫退場，特區政府實現民意逆轉、推動“政治問題法律化”、依法嚴格精準檢控以明晰合法抗爭界限的理性收尾階段。
不過，此次大遊行及七一風暴亦表現出新時代香港與內地融合的實質性難題以及香港管治的結構性困難，不得不察：
第一，香港對內地體制與法治的不信任仍然是根深蒂固的。這不僅來源於香港法治與西方的完全一致性及香港人的制度優越感，而且來源於內地法治與治理現代化進程未能充分完成及結構性成熟，甚至內地近些年出現的“左轉”現象更加劇香港人的融合疑慮。
第二，反修例大遊行暴露出中央在港管治權的不健全和虛弱性。“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權本來是中央基於信任而授予香港地方的，但卻被香港反對派及外國勢力濫用來對抗中國國家利益。蓬佩奧的一席話甚至超過了中央的多次喊話，美國對香港的超強影響力和“影子管治權”不容忽視。
第三，特首權威及行政主導制受到進一步衝擊。基本法確立的儘管不是最為典型的行政主導制，但偏向於行政主導制，尤其突出特首對特區及國家的雙重負責制，但這一體制在回歸以來面臨香港本地的四座大山而漸趨弱勢化：立法會拉布、司法覆核、社會運動及公務員保守性抵制。即便是林鄭特首這樣的資深“公務員”仍然面臨這樣的結構性困局。
第四，大灣區融合面臨多重制度與文化障礙。大灣區為“一國兩制”和香港發展提供了通向未來的妥當道路，但香港精英對此懷有疑慮，害怕“被規劃”，害怕喪失香港特性與自主性，害怕香港融入灣區就是降低國際地位，害怕內地體制與法治更強有力的體系性整合。這些害怕背後仍然是對西方的根本留戀及對國家體制和發展前景的不信任。
第五，不容忽視台灣對“一國兩制”的汙名化及對香港反對派的政治支持。大遊行發生後，台灣陸委會及蔡英文乘機“抽水”，一方面從自由民主普適價值角度力挺香港反對派；另一方面汙名化“一國兩制”，嚇阻堵塞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兩岸民主協商的意願與空間。
第六，此次大遊行中的反對派社會動員組織技術大有進步，建制派進退失據，形式偏舊，戰力不強，需要檢討改進。建制派的社交媒體動員能力、議題與議程掌控能力、宣傳話語的更新及系統化能力以及與民意敏感性的精準互動能力均較反對派有較大差距。如何增強建制派的論述、行動及民意溝通能力，是修例暫停之後建制陣營政治檢討的重點議題。
五、結語
總之，大遊行及七一風暴標誌著占中范式重新歸來且有暴力升級，也標誌著中美貿易戰下“香港牌”再度升溫，更折射出香港行政主導制的現實困境及中央在港管治能力的結構性短板。從具體事件而言，條例經特區政府修訂後已經基本完善，反對派的政治要求超過合理範圍，政府退無可退，中央亦不可能退，條例通過問題不大。從長期管治來看，大遊行暴露出香港反對派向“忠誠反對派”轉型的失敗，也暴露出美國在香港“影子管治權”的強大影響力，進一步坐實了香港存在“國家安全性漏洞”的制度軟肋。這些症候是“一國兩制”面對的真實挑戰，也是香港問題複雜性及國際政治秩序急劇變遷必然帶來的現象。同樣經歷占中考驗，特區政府及中央亦在政治與法律上成熟不少，尤其在中美貿易戰下，國家體制與法律秩序正在經歷更為嚴謹和理性的調整與重構，相信此次逃犯條例爭議及相應的政治鬥爭經驗，亦可進一步提升國家應對“一國兩制”制度挑戰及美國全方位施壓的綜合治理能力。
民族復興無坦途，這是世界歷史給出的基本教誨。“一國兩制”內蘊堅韌的國家理性，即國家對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權與港澳對國家持續貢獻力的理性結合。中央治港的出發點始終在於確保香港高度自治和繁榮穩定的同時，推動香港對國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做出更大的貢獻，實現國家發展與香港發展的互利雙贏，並以此雙贏結果在政治上說服國內其它地區持續接受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憲制性地位。新時代的香港角色不再是單純依靠歐美體系服務國家初期現代化，而是深度參與和支持國家的“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支持國家正在主導及展開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構行為。香港反對派一葉障目，自私偏狹，美國則基於全球戰略利益遏制中國，哪張牌好用用哪張，香港衹是被利用，甚至可能被犧牲。衹有國家是香港利益和發展前途的最終責任人。“一國兩制”決定了國家不可能放棄香港，目前的大遊行及政治法律爭議不過是融合發展觸及到的陣痛而已，但陣痛之後是新生，香港各界應當有所警醒，增強信心、責任感和理性行動力。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8月號，總第26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