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精心策劃“替罪羊策略” |
中評社╱題：新冠疫情下美國的戰略焦慮及中美共處之道 作者：羅晶晶（廈門），廈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南洋研究院博士生；Un Kheang（美國），美國北伊利諾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博導
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及對世界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引起了美國在戰略和經濟上的焦慮。新冠疫情爆發加劇了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美國越來越將中國視為對美國霸權的主要威脅。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精心策劃的“替罪羊策略”正在損毀中美之間信任與合作的橋樑。新冠病毒不分國界、種族的肆虐及其對全球經濟的毀滅性影響，更加證實中美通力合作抗擊疫情的必要性。然而，美國政府由原先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正在轉變為“原則現實主義”，不僅於抗疫無益，也將嚴重衝擊現有國際秩序。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主導建立了以“自由市場”和“民主”為核心原則，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一系列多邊機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前蘇聯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則與西方迥異。1991年，一度強大的蘇聯解體，計劃經濟體制隨之逐漸走向終點。西方對繼承了前蘇聯核心遺產的俄羅斯充滿期待，並給予部分財政援助。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持續推進，對外開放此時邁入新階段。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因此提出著名的“歷史的終結”論斷。美國基於新自由主義構想宣告“新的世界秩序”之後的幾十年中，幾乎將全世界都納入其勢力範圍。〔1〕依靠強勢影響力，美國提出“華盛頓共識”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的方案和對策，並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推動實施。
然而，福山所推崇的新自由主義的勝利未能經受住時間考驗。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引下，中國主動創新，大膽實踐，創造出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隨著國家實力的迅速增加，2000年後中國在區域和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愈加明顯，在“華盛頓共識”之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北京共識”的新選項。國際學術界和政界不乏關於中國對世界地緣政治影響的激辯。〔2〕部分人認為中國這樣的新興力量對既定國際體系和守成力量而言必定是“麻煩製造者”。〔3〕以政治科學家格雷厄姆·艾里森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反對這種悲觀主義的論調，但仍然擔心新興力量的崛起以及守成大國因此產生的恐懼與焦慮可能使大國關係陷入“修昔底德陷阱”。〔4〕
“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不可避免，而領導人誤判和錯誤決策卻可能使衝突在偶發事件中升級。本文認為，新冠疫情的持續及其對世界造成的社會和經濟衝擊將加劇當前中美緊張關係。其中最大的危險在於，特朗普和共和黨出於政治利益目的，為轉移公眾對其疫情防控失敗的指責而“甩鍋”的行為。這種短視策略衹會加深美方誤判，引發對華報復，使局勢長期惡化。兩國之間的其他矛盾也將激化，“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變得難以避免。
本文的論證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中國之崛起以及導致美國焦慮和恐懼的因素。作者認為，特朗普和共和黨無力解決新冠病毒流行和經濟衰退問題，作為競選手段，未來一段時間會加大“抹黑”中國力度。第二部分指出美方應放棄偏見，將中國視為解決不發達國家的發展困境以及新冠疫情等人類共同問題的建設性、負責任的夥伴。第三部分認為，為實現全球穩定與發展，美國應改變霸權心態，接受一個多極化世界的現實。第四部分為本文總結。
一、中國崛起與美國的焦慮
改革開放使中國邁向富強之路。1980年後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高達9％，GDP從1911.49億美元猛增到2018年的13608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發展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既是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也是對外投資的大國。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亮眼成就還包括農村貧困人口減少了7.4億，對全球減貧貢獻超七成。〔5〕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美實力此消彼長之勢明顯，中國固然在技術創新、軍事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仍遠落後於美國，但這種差距正在縮小。〔6〕美國在全球GDP總量中的比重從1950年的50％下滑到1991年的25％，2020年再降至14％。〔7〕
中國長期保持政治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的經驗證明，國家發展的道路並非衹有所謂的歐美模式。中國在經濟領域公私有制相容，既尊重市場原則也強調政府調節作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互補，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協調發展。政治體制上，中國選賢任能的機制與西方完全不同。這種基於經驗和管理才能的遴選制度充分體現了國家、社會、個人之間的互動。〔8〕在國際政治中，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堅持各國和平共處，追求合作共贏。和平發展意味著與各方保持和諧外交關係，並避免各國特別是周邊國家對中國發展戰略的誤讀。為此，中國積極拓展軟實力外交或稱“魅力外交”。與突出軍事力量的硬實力不同，“軟實力指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通過吸引而非強制或利益互換達到目的。它取決於一國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9〕在思想、文化和政治要素之外，軟實力事實上還包括一國綜合外交、對外援助、貿易、投資和市場准入等工具，使對象國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影響進而認可其對國際事務的觀點。〔10〕
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系統性以發展中國家為重點推進軟實力外交。〔11〕於後者而言，中國的“魅力攻勢”相較於西方更能體現平等和尊重，例如提供援助時並不附帶限制性的條件。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多方回應。隨後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被認為不僅彌補亞洲及其他地區不斷擴大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口，還是對現存佈雷頓森林體系缺陷的有效補充。〔12〕
面對價值觀、歷史和利益訴求有異於己的中國的崛起，美國深感焦慮，對自身在變化的世界中的力量和角色定位產生不確定感。〔13〕學者格雷厄姆·艾里森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焦慮和不確定感的根源在於冷戰結束以來始終堅持“全球事實上已經是美國的勢力範圍”。〔14〕於是“中國在經濟和戰略上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成了美國政治體制中的新共識。〔15〕遏制中國自然就是合乎邏輯的政策選擇。〔16〕2020年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對華戰略方針中確認中美彼此的戰略競爭狀態，稱將在“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外交學說指導下維護美國利益，增強美國的全球影響力。〔17〕美方焦慮的根源無疑是悲觀的現實主義思維，即認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中國崛起後將以零和競爭方式來獲取利益。這種誤判可能把大國關係推向“修昔底德陷阱”。如格雷厄姆·艾里森所言，中美之間的戰爭並非不可避免，但若處理不慎，兩國在南海、台灣問題、朝鮮問題和貿易衝突等事關中國國際聲譽、主權和利益問題上的對抗可能升級為戰爭。〔18〕需要指出，艾里森並不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是引發中美衝突的導火索。然而，特朗普政府“甩鍋”中國的行為確實正將兩個世界大國推向危險的“修昔底德陷阱”。
截至2020年7月19日，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導致全球1430多萬人感染，60多萬人死亡，其中，美國感染人數376萬，死亡人數超過14萬。新冠肺炎疫情還使全球經濟陷入嚴重蕭條。特朗普顯然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早在2020年1月，相關警告已出現在呈報總統的每日簡報中。〔19〕美國國防情報局、五角大樓聯合參謀部和白宮也多次收到類似預警。但是特朗普斥之為“假新聞”，指責“民主黨人正在將冠狀病毒政治化”。〔20〕經歷最初對形勢嚴峻性的否認之後，特朗普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混亂且前後矛盾、缺乏一致邏輯，凸顯出西方體制的脆弱性和美國政府在危機時刻的領導能力不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