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殖民現代性與精神創傷性：香港身份的兩種叙事
作為偏向社會科學路徑的分析，作者提出了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兩種類型化的衝突叙事：其一，英屬香港的殖民現代性叙事，其核心是英國給香港帶來了現代化，準備好了現代的觀念與制度，這一叙事對香港回歸後的治理產生深刻而持久的影響，而由這一叙事引導而生的“民主抗共”傳統亦直接塑造了香港民主的“反國家”傾向，作者對此種叙事的歷史過程與局限性提出了一定的批評和反思；其二，國家立場的“精神創傷性”叙事，即從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立場出發，對香港故事進行了另一種系統化編碼，國家是“祖國”，英國則是殖民壓迫者，而“一國兩制”是國家對香港的特殊愛護與保障。這是兩種叙事，兩種身份，兩種關於“一國兩制”之前世今生的合法性之爭。這種“理想類型”的建構是韋伯式社會學的典型方法，具有分析和解釋上的獨到之處，但也可能存在簡單化和意義遺漏，比如對本土性立場的內在理路、資源與複雜性關注不足。
作者特別提到香港人遭受到的一種與“英屬香港”叙事相關的“普選民主”的命運劫持，即英國人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中為香港人爭取了民主選舉的權利并指導香港人在普通法的自由保障下追求普選，以普選作為完全自治的制度壁壘，對“一國兩制”中“一國”進行持久性的精神與制度防範。由此，大英帝國作為殖民者雖然在香港回歸時刻“隱身”而去，但帝國規範中的“民主”被作為最關鍵的遺產和武器留了下來，以作為香港人保衛“殖民”遺產的屏障。英國人為此進行了一系列的 “撤退部署”，即布局下了許多阻礙中國治理香港的“釘子”。這些“釘子”，有些是殖民政府的華人高官，有些是英國預留給香港的身份制度（如BNO、居英權計劃等），有些是教育、媒體、司法等領域追隨殖民宗主的精英，還有些是具體的法例和政策，以及一個刻意放任和壯大的“公民社會”。這些“釘子”構成了層層壁壘，既是阻擋“一國”滲透與控制的屏障，又是支撑香港普選民主運動的、不約而同的可動員力量。從國家立場，這些“釘子”的政治忠誠度和治理可用性非常可疑，是需要逐步偵測與清理的，2021年“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的選舉修法及香港本地關於公職人員宣誓與管理的修例以及教育、司法等範疇的配套改革，要完成的正是對“釘子”的清理與治理。從作者關於這一叙事模式及其政治效用的論述篇章來看，有一定的批評和反思性，包括對“一人一票”選舉民主的功能批評以及對包括占中運動在內的激進對抗路綫的反思，這些思考是形成香港新叙事的必要環節。但作者對港英殖民統治的壓迫性、殖民撤退下的帝國策略、“釘子”的危害性以及英國持續干預香港事務的非法性，在事實梳理與規範評價上仍有不足，或者不願觸及太深而干擾到自身的深層價值認同。本來，對於香港精英的政治反思而言，“策略”層面易為，這是其專業訓練的優勢，但觸及“靈魂”的真正的思想轉變，必然是漫長、緩慢和痛苦的，也是需要更多壓力事實、利益引導和歷史機緣的。果然，更深入閱讀，我們會發現作者認為“英屬香港”的殖民現代性叙事僅僅是“過時”了，而并未實質觸及這一叙事的價值內核及其正當性，因而反思的意識與力度仍顯不够。但既然已經有了對殖民現代性叙事的反思努力，香港專業精英的另一種政治意識就可能被逐漸激發，即隨著回歸日久而英國影響日衰，他們有可能藉助對“一國兩制”範疇中國家地位與角色的好感和嘗試性理解，逐步生成一種接近價值認同的新身份意識。新叙事的焦點是新身份範式的建構，如果作者的香港新叙事能够達成塑造香港新身份的“橋梁”作用，其歷史與政治意義就是非常凸顯的。
比之於第一種叙事，香港人對來自國家主體歷史與意志的第二種叙事，即作者所謂的“精神創傷性”叙事，則相對陌生和抗拒得多。這種陌生與抗拒，來自於香港和內地的互動歷史的特殊性（比如革命與運動的排斥效應、大逃港、貧富落差、共產體制、腐敗、人權與法治等），也來自港英殖民教育對國家與民族的淡漠處理，殖民者害怕引起殖民地居民的國家民族意識及反抗行為。作者將這種來自國家層面的香港叙事，歸結為一種與中國百年屈辱史有關的“精神創傷性”叙事，著力揭示其中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背景及其對香港殖民現代性叙事的擠壓效應。換算成筆者的概念系統，殖民現代性叙事構成香港人的“殖民史觀”，而民族主義叙事構成香港人的“愛國愛港史觀”，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光譜依此大致分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這一二元對立的劃分在香港回歸後的多次選舉與政治鬥爭中又被不斷強化，於是“民主”似乎成了反對派的專利，而“建制”成了類似“保皇黨”、“阿爺黨”的角色。在香港過分發達的公民社會、媒體文化與國際干預構成的交織網絡中，“一國兩制”的國家角色與形象早已模糊不清，或被遺忘，或被妖魔化。而“精神創傷性”的民族叙事，在作者看來不僅不能打動香港的人心，反而遭致香港人對來自國家的威權或專制統治的嚴格警惕。內地近代史的民族性“精神創傷”在香港社會未能引起充分一致的“共情”與“共鳴”，這對“一國兩制”的共識史觀及愛國主義底綫的建構構成嚴重挑戰。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到了“兩制”的“體制衝突”，并延伸到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衝突，而作為兜底的“一國”是否足够厚實以承受“兩制”衝突的持續衝擊？作者似乎是樂觀的，認為香港社會的自我修復和淨化能力很強，即便遭遇占中和旺角暴亂那樣的激進社會運動，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作者的書稿完成於2018年，當時的香港似乎是平靜的，經濟民生議題開始吸引社會關注，“過度政治化陷阱”有望被跨越，粵港澳大灣區願景被宣傳性拔高。然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幾乎否定了關於“一國兩制”既有建制的全部樂觀假設以及香港社會自治能力的迷思。在迴避“國家”的香港自治民主思考中，香港已經找不到“止暴制亂”的法治方案和社會行動共識。國家據此主動介入，制定香港國安法，作出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將“愛國者治港”制度化，完善選舉制度，以及尋求對“一國兩制”制度與法理的系統性重塑。香港自治的短板暴露，實質證偽了所謂的“英屬香港”殖民現代性叙事及其神秘性、優越性假定。作者對此也是有一定批判意識的，認識到香港社會自我充當西方對抗中國的基地及政治棋子是一種角色錯亂和不明智的選擇。然而，“英屬香港”的殖民現代性叙事在深層的精神價值層面預設和誘導了這一切，英國對香港事務的持續干預及留下的各種“釘子”助成了2019年破局性的反修例運動。當然，這場運動中美國是比英國更為強大的干預力量。筆者全程觀察分析過香港反修例運動，在2020年4月出版《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書，對香港變局的國際政治背景與香港本地因素加以法學和政治學的分析，與作者展開的地緣政治分析部分有所共鳴。但作者雖然注重挖掘香港變局的國際因素，對於中國自身因應國際變革的戰略與體制的國家理性，似乎缺乏學術上的聚集分析，從而導致地緣與國際分析上的力度和深度有所欠缺。2014年治港白皮書標志著來自國家層面的第二種叙事的系統化，但其中的叙事主調已經不再是作者所謂的“精神創傷性”叙事，而是一種立足國家、面向未來的“民族復興”叙事。作者對國家叙事的變遷有所考察和肯定，但并未嚴密追蹤和內在認同這一變遷的價值基礎和主導性方向。顯然，隨著反修例運動刺激而來的國家制度與法理的確定性進場，國家叙事的主導性將更加凸顯，而殖民現代性叙事將不得不面臨正當性疑問。作者的新叙事，如果不能給予國家叙事以內在的理解和吸收，要想成為具有共識屬性和動能的香港新文化與新精神，恐怕并非易事。事實上，我們必須看到近十年來香港出現的競爭話語權的叙事新秩序，有來自傳統殖民史觀的，有來自新生本土史觀的，也有來自愛國愛港史觀的，更有來自十八大以來之“國家整合”史觀的。作者提供的“二元叙事”框架，有歷史根據和典型性，也有一定的延伸解釋力，但對於香港當代社會思潮與叙事的細化觀察與理論捕捉，在清晰度與辨析力上仍有深化餘地和空間。
三、如何對待“國家”：新叙事的政治考驗
這其實提出了一個關於“一國兩制”新叙事建構的科學方法論問題。新叙事不僅要接受“國家”作為權力事實，還需要對國家的地位與角色進行價值規範上的內化。香港國安法提供了一個相對香港基本法更強的國家規範性，對公職人員與社會公衆的國家安全教育是國家新叙事的關鍵入口之一。作者小心拿捏著對國家的承認與認同之間的微妙區分。客觀而言，從“民主抗共”的傳統叙事到承認國家權力現實的新叙事，已經是香港專業精英與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進步，是“一國兩制”回溯性觀念建構的重要一環。但承認現實與認同價值之間仍有顯著的鴻溝，跨越這一鴻溝才有真正的“一國兩制”完整性叙事。這也揭示了作者所謂的“香港本位”的新叙事的可能局限性，一種“港式中間派”尋求政治共識與政治領導力的結構性限度。在未來的香港新叙事建構中，作者如能對國家有超越事實承認的內在性法理和規範的理解與認同，并引導香港社會建立穩固的“一國兩制”國家觀念，則作者最後一章開頭提出的關於香港未來20—30年向何處去的問題，才能找到正確的路徑與解法。
2010—2020是香港“一國兩制”演變的“巨變”周期，源自回歸時刻的制度共識與民主游戲規則，在本土極端勢力與外部干預勢力的激進衝擊下遭受嚴重侵蝕，難以按照“自治”模式運作下去。2012年反國民教育折射香港教育中的“國家”缺失。2014年占中運動是普選民主運動的高潮，但政改闖關失敗，而守法倫理崩解。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證偽了香港自治能力，國家依法進場，撥亂反正。陸恭蕙及其合作者的這本小書誕生於這一“巨變”周期，代表了香港專業精英的一種積極理性的政治思考與政策解答。他們提出的關於“一國兩制”的兩種叙事及其衝突關係，具有一定的歷史和法理依據，對香港回歸以來的政治社會變遷有一定的解釋力，具有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理論建構價值。他們提出以承認“國家”為香港新叙事的邏輯起點，香港不作西方對抗中國的工具，從制度和政策上檢討與回應香港社會的主要關切，以及在民主與民生議題上尋求平衡方式，并確信香港社會的自我修復與淨化能力。這些觀點與建議總體上具有建設性和參考價值。但作者的承認國家并不等於認同國家，其中仍有對國家體制的價值和政治隔膜，而這是歷史和觀念的實質性差異造成的，亦不可苛求。
這是一本可讀性很強的小書，作者的專業性與思考深度決定了其可信度與學術價值。行文展現出作者非常熟練的社會科學功底和政策分析能力，相關建議可以作為對香港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展開理性對話的一種積極呼籲。香港在“借來的時光”中登頂全球現代性的高峰，長期以系屬於西方體系、價值觀與身份認同作為“優越感”的單一來源，但香港人常常以“平台”取代“能力”，不能正確認識到支撑香港的力量絕對不僅僅是香港本身，而是中國與西方的長期互動，甚至包括地緣政治與國際層面的長期爭端與合作，其中國家的制度性保護與政策性偏向是最為關鍵的因素。香港取利及成長於中西的長期交通史，但“一國兩制”開啓的則是香港的利益、身份與意義的體系回歸史。對這一新歷史進程的理論自覺與社會實踐，才應當是香港新叙事的焦點所在。香港新叙事，當然需要超越作者所謂的“過時”的英屬香港殖民現代性叙事，而對於來自國家層面的“精神創傷性”叙事到底如何評估與吸納，在2019之後的香港由於國家制度和力量的強勢展現而顯得更具現實性和迫切性。新叙事很難或者說在方法論上不可能獨立於“國家”而成就為一種純粹自治性質的香港本位叙事，也不可能僅僅對國家持有一種消極承認的策略性立場，而需要內化國家的歷史、價值與制度，由此才是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也才能為香港再出發提供長期可靠的社會共識基礎。作為“一國兩制”範疇的青年研究學者，很高興看到這部具有專業理性色彩的“香港叙事”出爐，它要推動完成香港新叙事，而它本身就是一種“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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